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来自：社科院近史所
众多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大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民国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派系政治时，曾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1]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能够同蒋介石争“党统”地位的“党国领袖”，几乎是一批清一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地位。党内后起的蒋介石依靠军权异军突起，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 [2]，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3]本文拟着重考察1925－1931年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在派系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色彩。
一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 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4]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事实上，孙中山自己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构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5] 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自称是“湖南团体”；[6]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内部的纠纷冲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7]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比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即许崇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8] 特别是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此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更是不断得到加强。
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
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9]
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
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10]
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其他省份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做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12]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这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
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13]
有论者谓：“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14] 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引发国民党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关键。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15] 而自以为最有资格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的自然是以“得了国民党”的广东人。这些粤籍国民党人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这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各派系的冲突立即凸现出来。这些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很浅。虽然他们拥有相当实力，在北伐后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曾分别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但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地方实力派就无法足以代表“党统”，也谈不上“护党”，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也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另一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和其追随者所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虽然常同某些不满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在从事这种挑战时，总是自称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力求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北伐后，真正敢于挑战蒋介石所代表的“党统”引发的的派系冲突，才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形态。对此，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7－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16]
二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的事业基础却是发迹于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担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17]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的内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作“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一直十分微妙，他一面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一面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18]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李济深接任后不久，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事变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19] 虽说人们常把粤、桂两省同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20]
“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还迫使粤籍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不是蒋介石，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此后，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自然是对的。[21] 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中山舰事件”中地域观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22]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到：“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23] 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24]
事情的发展，正如张静江所愿。胡汉民自苏联“考察”回到广州后，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25] 这一主张实际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苏联顾问的紧张。而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远比胡汉民要强。黄埔军校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只是“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首先“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其次，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必须“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为此，他指示其他顾问今后“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26]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完全赞同“利用蒋介石”的计划，处处对蒋退让，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27]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在会上也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28]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曾愤慨地表示，“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29]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30]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31] 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32]，还下令“拿办吴铁城”[33]（吴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兼任十七师师长）。同时，蒋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孙科）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并借口“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34] 随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广东人。
此时的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辞而别。胡汉民也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只好悄然离穗。或许是历史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35] 这样一来，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几乎全被逐出广东，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其余的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三人被迫离开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曾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36]
尽管鲍罗廷对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为出发点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鲍罗廷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从此，广州便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当蒋表示“惶愧力辞”之时，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37] 6月4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38]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静江代理。[39] 至此，蒋介石不仅独揽军权，而且一跃而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当时，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40]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坐镇广东，而第五军则一兵未出。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但同程潜的第六军相比，实力也仅相差一个营。[41] 第五军留在省内，或许更多的因素是地域观念造成的。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42]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演达）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43] 而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孙科还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
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因为时局的要求，变更了总章的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本来主席权限也是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是作会议时之主席，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行。除此以外，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44]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45]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才导致孙科在反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但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随后建立了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但在党内的资望仍然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闲赋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开府后，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的又是孙科。[46] 在此后的宁汉对峙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三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定。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
事实上，他（指蒋）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崇高地位，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47]
正如“董著”所言，自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藉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48]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合的历史中。”[49]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等诸政治派系。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广东人。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又是一个生动具体的例子。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诸君”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吾人力肩党国之重，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存消极之意态，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50]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诸君”道出此言的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却并非“奇言”，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始终被迫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1931年4月底，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特意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
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四）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不啻自示其偏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