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118]
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的提案，内中要求法院可以毋须审问，径凭国民党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处刑。这一做法无疑是“反革命”罪无限上纲和无限滥化的极致表征，其根源实际又是1920年代盲目揄扬“革命”所导致的结果。
中共方面，有关反革命的治罪条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1949年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名称之下。直至1997年，整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正式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时，“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119]
四、结语
自清末至1920年代，随着革命在中国的潮涨潮落，革命话语亦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惟己独革、惟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在这一过程中，截然两分的“革命”与“反革命”，却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而令那些置身时局之外的人感到“难以辨识”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全球性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和“去党派性”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文之作，仅是粗疏的尝试。
[1]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序言。
[2] 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 近年来，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革命”话语之学术性讨论，主要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2期（2003年12月）；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王思睿、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网站“思想的境界”2002年2月)。此外，尚有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该书大体属于非学术研究性的随感录。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抵达神户时，见当地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消息。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但此事不见于孙中山本人记述。冯氏之事后忆述未必可信。据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记载。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02页。
[5] 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2期。
[6]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7]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8] 吕芳上在《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一文中提出：从今天来看当时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我们不禁要追问：接受“革命”这一口号的心理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
[9]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绪论，第14－15页。
[10] 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
[11]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39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9），1985年。
[12]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1919年10月8日，《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年，第382页。
[13]《不可测》（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10日。
[14] 如有一位名为“化鲁”的作者即在《东方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呼吁革命：“政治建设(只有)也唯有经过大革命与破坏后才能成功。再说得彻底些，平和是不能无代价得来的，平和的代价就只是鲜红的血”；“现在该不是爱平和的时候了，政局已弄得走投无路，便要忍耐也无可忍耐了。暴力虽不能驱除暴力，但正规的力是可以驱除暴力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民的正规的力。”“现在的中国非经过武力的革命，不能收拾。武力革命的结果，必不免趋入极端。”，见化鲁：《“爱平和的”的中国人》、《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19号（1923年6、10月）。
[15]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不对称问题，金观涛、刘青峰曾有专文予以析论。据金、刘统计，《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1∕4强。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也不到“科学”一词出现频度的一小半。参见氏著《＜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12月号。
[1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页。
[17]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 [18]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
[19] 据考证，“国民革命”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但此后16年间未见再使用，直到1922年中共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参见金冲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载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116页。
[20]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
[21]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22] 1919年俄共党章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9－600页。江田宪治认为，1924年国民党党章是以1922年俄共党章为样本（江田宪治：《1920年代的民主主义――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载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的中国》，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04页)。其说不确。
[2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2—345、412页。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87页。
[25] 参见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
[26] 《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页。
[27]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442、447页。
[28]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5－96页。
[29] 《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17－118页。
[30] 李璜：《谈谈我们》，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 第10—11页。
[31] 曾琦：《答穆济波书》，《醒狮》第6号（1924年11月15日）。 [32] 《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33] 《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及简章》、《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2－123、126－136页。
[34] 《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
[35] 《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32－133页。
[36] 一卒：《新俄祸》，《醒狮》第40号（1925年7月11日）。
[37] 论辩双方的文章，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中。该书原拟出版上、下两册，但只见上册。
[38]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76－77页。
[39] 李琯卿：《论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之关系并踵忠告蒋介石》，《醒狮》第92号（1926年7月18日）；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1926年9月11日）。
[40] 《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9页。
[41] 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
[42] 《中国青年党暨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
[43] 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44] 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
[45] 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735页。
[46] 天生：《呜呼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国闻周报》第1卷第6期（1924年）。
[47]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自序。
[48]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49]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5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51]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58页。
[52]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
[53]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 [5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55]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46－47页。
[56] 1925年冬，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由巴黎移至上海，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则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发表宣言。
[57]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12－115页。
[58] 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1924年7月27日日记载：是日开党员大会，“拭泪演说新革命党之精神及党员应有之修养，约一小时”（《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29年8月《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称：“同与北洋派立于相反地位之国民党，亦以分子复杂之故，日演其火并之剧，所表现于国民之前者，无非矛盾滑稽之事：忽而讨段（祺瑞），忽而联段，忽而护法，忽而违法，行为日趋腐化，信用亦已荡然。旧革命党既失国人之望，新革命党自应运而生，征诸各国，莫不皆然。此本党诞生之一般原因也。”见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219页。
[59]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96页。
[60]《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61] 曾琦：《神圣联合与一致对外》，载《醒狮》第35号，1925年6月6日。 [62] 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63]《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6年，第412页。 [64]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1927年，出版地不详，第三编第一章。
[65] 丽婉女士：《告国民党青年》，朱节山：《对现代青年的要求》，《现代青年》第19、25期（1927年1月18、26日）。
[66] 格孚：《一封信》，《现代青年》第69期（1927年4月4日）。
[67] 武：《对青年军人所说的一席话》，《清党实录》，第468页。
[68] 初步统计，《向导》上仅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26篇，此外，还有“寸铁”短文402篇。1984年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中，收录陈独秀在1924年1月至1927年4月间所发文章438篇。既是“选编”，实际发表的当不止此数。
[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6页；《新青年》第5号（1926年7月25日）封底广告。
[70] 左舜生：《记曾慕韩》，李璜：《学钝室回忆录》，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05、113页。
[71] 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65号党内通告：“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见《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72] 曾琦：《国家主义者与国民党》，《醒狮》第66号（1926年1月9日）。 [7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53－54页。
[74] 李璜：《谈谈我们》，1929年；陈启天等：《近代国家主义运动史》，1929年。均见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 第12、63页。
[75]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1－152页。
[76] 《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天津）1926年11月11日。
[77] 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前夕，中共有党员近6万人，团员约3万人；国民党号称有数十万党员，甚至有百万党员之说；青年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未见具体统计，但自称直接受其影响的青年至少有10万人。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9－30、39－40、85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59页；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66页。
[78]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79] 1926年冬，一位英国记者特地来华观察正在北伐进行中的国民革命。当他在汉口与国民政府要人谈话时，惊讶地发现：“不到5分钟就要受他们提醒，这政府是革命的。‘革命’两字在他们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见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北新书局，1929年，第47页。
[80]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81] 张闻天：《青春的梦（三幕剧）》，《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 [8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83] 如青年党曾琦即直接质疑段祺瑞“不足以言革命”。见曾琦：《异哉段祺瑞之革命》，《醒狮》第12号（1924年12月27日）。
[84] 少数如梁启超者，仍一如既往地公开表示反对暴力革命(1927年初)：“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梁启超：《北海谈话记》，《梁启超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683页)
在北伐前后的知识界，像梁启超这样公开表示反对革命者已极为少见(私下反对者又另当别论)。1930年，胡适作《我们走那条路》，认为中国真正的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而不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并称：“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建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梁漱溟看到后，认为胡适敢说这样的话，“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惊诧。”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42—457页。
[85] 杨荫杭：《说革》，《申报》1921年5月2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86] 张季鸾当时曾就“赤化”下过一个定义：“赤化云者，简言之，赤俄化之谓也。何谓赤俄化，即受第三国际之指导，与赤俄同其主义与政策之谓也。”见张季鸾：《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
[87] 北伐初期，《大公报》即明言：“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见《时局杂感》（社评），《大公报》1926年9月13日。
[88]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多次发表“赤化”辟谣声明，参见《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20日）。
[89] “革命”一词在《每周评论》中出现190次，出现频度为0.0812%；在《少年中国》中出现738次，出现频度为0.0490%；在《新潮》中出现397次，出现频度为0.0481%；在《新青年》中出现5526次，出现频度为0.2043%；在《向导》中出现10691次，出现频度为0.7818%。此处字词频度是语词出现次数与全刊总字数之比。统计结果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1998－1999年出版的《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向导》之电子版得出。但该电子版有少量误录，统计结果亦难免有一点误差。
[90] 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9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页。
[92] 蒋介石：《在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代表讲话》，1926年5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459—460页。
[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92－593页。
[9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称：“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95] 杨荫杭：《解决时局谈》，《申报》1922年2月24－26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
[96] 曾琦：《共产党之复古反动与反革命》，《醒狮》第68号（1926年1月23日）。 [97]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第三编第一章。
[98] 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4月，《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258页。
[99] 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395页，。
[100]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1930年，第23页。
[101]《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48、549页。
[102] 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向导》第185期（1927年1月27日）。
[103] 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第3期（1926年1月）。
[10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
[105] <革命与文学》，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5—134页。
[106] 《罪等》（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2日。
[107] 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
[108] 前溪：《农民问题案评论》，《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1927年4月10日）。
[109] 《罪等》（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2日。
[110] 《反革命》（社评），《大公报》1927年5月5日。
[111] 大不韪：《党军治下之江西》，《醒狮》第118号（1927年1月7日）。
[11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3页。
[113]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19日，《清党运动》，清党运动急进会编印，1927年，第4页。
[114]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2000年第11卷第1期）一文做过很好的个案揭示。
[115] 《反革命》（社评），《大公报》1927年5月5日。
[116] 《反革命罪条例》，1927年3月30日，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第167－168页，。
[117] 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959—962页。
[118] 鲁迅：《可恶罪》，《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
[119] 在修改和废除“反革命罪”的过程中，中国法学界曾引发过一场风波，一派学者认为，“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历史变异性，作为刑事罪名很不规范，而其构成要件之一的“以反革命为目的”在实践中又很难认定，主张废除这一罪名，改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另一派学者则主张保留“反革命罪”，认为“取消刑法上的反革命罪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它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从而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这场论辩最后以前派意见被接受而告终。参见侯国云、李然《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风波》，载《法学》1998年第9期；石塚迅《中国における“反革命罪”の名称变更と言论の自由》，载《现代中国》（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主办）第74号（2000年9月）。
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