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杨丽萍（1975—），女，甘肃礼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根据地生活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话语体系。一些词汇，经过党的着力打造，成为新社会新气象的表征，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翻身”。过去，人们提起翻身，总是把它与农村、农民联系起来，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一
建国最初的几年中，无论是口头用语还是书面用语，“解放”都可以称得上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①而时常伴随其左右的“翻身”一词出现率虽然略低，但它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实际上赋予“解放”更夯实的意义。
（一）“翻身”释义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
“翻身”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②置于阶级框架之后，翻身的含义大大丰富化了。简而言之，其一，是从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其二是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从所涉及到的实践内容来看，翻身则意味着必须要在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以及人民活动的主要领域：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变。总括起来可以认为，所谓翻身，就是对不同阶级、阶层在纵向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以及横向的社会分工系统中，社会位置和存在方式骤变过程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对于文盲占绝对优势非意识形态化的民众而言，解放、天翻地覆、颠倒乾坤都不足以描述这种似乎一夜之间发生的巨大而根本性的改变，而“翻身”却以一种最直观、形象化的方式给人民传达了这一信息。
任何政权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都必须努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最通俗地讲，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的，[1]（p.1）其中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获得被统治者的首肯，另一个则涉及到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而首肯和认同又都建立在社会满意度之上，没有满意度就不会产生认同。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当他们轻易从党和新政府手中接过世代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满足自然溢于言表，而随后出现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又进一步令其体验到翻身的愉悦。由此产生了感激和报恩的思想感情，一种朴素的认同感由此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政府提出足以令上海城市民众社会生活发生改变的有力证明，翻身是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机制而成为新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效途径的。
（二）翻身对于上海城市社会及政权建设的意义
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一种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绩效、个人魅力等在内的系统资源，正因为如此，它的开发具有历时性与不确定等特点。自“四一二”以来，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组织力量较为薄弱，无法像在乡村一样能够提供一个社会主义模板供民众去比照，以培养出新的政治认同。解放之初，新政权虽然顺利完成了城市的接管，但这时的上海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子”，而“旧社会的恶制度的废除，是迫不及待的，但是这一废除工作应该有时间去做周密的准备。想在解放上海的一天早上，把几十年来旧社会所铸成的污秽一下扫除，这不仅是不可能的，反而会造成紊乱”。[2]所以，尽管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城市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较多的原有痕迹，不仅数百万市民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质资源极为缺乏，而且还存在许多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劳动就业问题，据统计，上海解放初期，全市工厂停工者占到75％，劳资争议案件有逐月上升趋势。一些工人甚至因生计铤而走险，1950年因此而被捕收容改造的有599人，1951年增加到2690人，[3]（pp.257—263）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给政权建设和社会治安带来巨大隐患。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城市的本质特征决定上海不存在土地这样的物质生产资料可供分配，而“一五”计划尚未展开之前，治理战争的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又分散了政府在生活资料方面的投入，人民的物质生活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何方呢？
和以往的政权更迭不同，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不仅仅在社会管理层面，而且力图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照理想的模式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原来的中心制度及社会的象征领域受到冲击，势必需要将社会各种群体和阶层引向新的统一而共同的社会政治中心体。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这种将如此广泛的群体纳入中心制度的详情如何，它都集中体现为对某种需求的具体满足。人民群众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并不是偶然的，在那些千差万别的意见后面，有一种共同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4]（p.58）是什么样需要可以对各个群体各阶层产生吸引力，并保持吸引呢？党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经验表明，农民最广泛的需要是翻身，③上海移民城市（人口迁移方式以农村迁往城市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上海民众在建国初期最基本、最广泛的要求也不可能偏离这一主题。尤其是，长期居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苦力，以及构成了城市人口绝大部分的包括家庭妇女、失业人员、摊贩、独立劳动者等在内的人群，他们同农村、农民存在的天然的、血缘的联系，使翻身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象征中心，为新政权在上海开发合法性资源找到一个突破口。
二
在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无论基于政治的目的还是基于社会存在自身所具有的差别和不平等，社会总是表现为一种高低有序、等级错落的层级状态。而翻身则意味着这种存在状态和方式的倒置，它所蕴含的凝聚力在于，个体在短时间内没有渐变、没有过渡就完成了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变化。正因为如此，翻身只有施诸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社会资源稀缺的人群，负载于其上的政治使命才能得以实现。具体到操作中，就必须对形成不同社会层级的主要因素（如职业、财产、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权利与声望等）施以影响，才能达到调整城市社会阶层序列，实现广大民众的翻身这一目的。就上海的实际情况来看，党营造民众翻身感的过程也的确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一）通过打破原有社会层级序列，提高下层民众的社会地位
建国初期处于阶级矛盾向次要社会矛盾演化的过渡时期。现实生活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并不能排除剥削和压迫现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可能，为此，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解放前上海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等级制度，如抄身制、拿摩温制、封建把头制等，这些落后制度随着这些企业的存在而保留下来。据当时对119家私营工厂的调查，1167个“拿摩温”中即有1083个有欺压工人的行为。[5]1949年12月，上海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废除工厂中不合理的抄身制度”的决议，全市35个国营纺织厂相继废除了抄身制。帮会在上海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封建把头即为帮会头目。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帮会势力最为盛行的地方，召开大会小会，揭发、检举“封建把头”的种种恶行。通过这次清理，共查处封建把头2064个，逮捕了486人，其中有血债的59人被施以枪决。[6]（p.425）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还展开对恶霸势力的清洗，从5月到9月共对1710名恶霸进行判决，其中418名被处以死刑。到1953年，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被根除，社会环境得到一次彻底地净化，正如一些工人所说的那样：“解放是第一次翻身，民主改革是第二次翻身。”[5]
在传统社会，女子是低人一等的。上海虽然是中国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时至解放前，妇女的社会地位依旧没有什么改观。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上，一些男性受封建夫权思想的影响，对妻子的权利从不重视。有的工人娶两三个老婆赚钱供自己挥霍，妻子稍有不从，动辄以拳脚相加，[7]虐待、婚杀事件也时有发生。1950年5月10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规颁布施行，上海随即展开大规模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并鲜明地提出：“保障妇女权利”的主题口号。由于上海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婚姻法的各项法规，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财产权得到法律的保障落到实处。妇女通过学习、讨论婚姻法文件和旁听婚姻案件的公开审理，也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本市市民张均范的妻子，丈夫重婚纳妾，他（她）经常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并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只好终年吃素念佛。在了解婚姻法之后，她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了力量，过去在反动派时代，没有人肯帮助我，现在人民政府的婚姻法帮助我们妇女翻身，脱离苦海，希望政府替我做主。‘“[8]自1950年5月1日至1951年4月一年内，上海市共受理婚姻案件13.349万件，在受理的全部案件中，由女方提出诉讼的计10万件。[9]（pp.287—288）
（二）打开政治输入的门径，保障各项民主权利的获得
在冲击封建等级制度清除封建势力的同时，赋予人民各种权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行使。1949年8月，上海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120名工人代表由上海总工会（筹）与各产业工会协商确定名单后，按产业分别推出参加了会议。此后历届代表会议工人代表的人数不断增加。
表1显示，在历届会议中，工人代表的名额始终保持在五分之一左右。对照当时职工总数与总人口数，分别为，1949年：98.17/502.91，1950年：97.26/492.73，1952年：141.38/572.63（单位：万人），④职工人数在总人口中一直不足五分之一，则工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就更低（1949年产业工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65.3％），由此可见，工人代表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
《上海工运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
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其他权利也得以保障。1950年开始，职工业余文化教育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学制的颁布，使工人在文化学习上有了制度保证。到1951年12月，全市职工业余学校增加到700所，其中厂校693所，区校7所；参加学习的职工18万人，其中厂校15.7万人，区校学生3300人，另有分散学习的职工1.97万人。一些工人对此感触颇深：“现在劳动人民可不同了，一切都翻了身。不谈别的，就拿我文化上翻身来说吧，我离开了学校，算来实足有十九年了，……十九年来我做梦也没想到过还有机会能够踏进学校的大门”。[10]
（三）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物质生活水平的平均化
对于广大上海市民而言，工资收入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工资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他们物质生活的状态。1950年8月上海市总工会工资部会同劳动局第三处，对棉纺、针织、市政等共13个行业的118户工人家庭进行了调查。这118户中，当月工资收入最多的为125.5元（折合新人民币），最低的为13.2元，在平均工资以下的71户，占60％，当月实际开支平均每户为67.8元，平均亏欠9.62元，有96户入不敷出。[6]（p.537）在社会经济恢复时期，保持现有的工资水平已然不易，在绝对数量上提高工资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达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政府作了两方面的努力：其一，借助政治力量平息物价动荡，稳定市场秩序，保障市民的生活供给。其二，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工资高低悬殊的现象，根据“高的多减，低的不减或少减”的原则，通过指令性措施加以调整，缩小差别。服务行业、职员尤其是高级职员的工资普遍下降，而对产业工人的工资普遍进行了提高。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57.19元增加到65.18元，增幅为14％。[11]（p.351）经过对现行工资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工资高低悬殊的现象逐渐消失，一般市民都维持着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准。
1950年11月，上海市总工会对当时新生纱厂938名实际上失业的工人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全家吃三顿粥的家庭有300户，只能吃到两顿粥的有85户，[11]（p.11）社会贫困的现象普遍存在。时隔一年，记者对金家巷（产业工人聚居区）居民生活作了专访，“过去，富人过年，穷人过关，休说吃肉，连有大米下锅也是好的了，今年的光景大不同了”，“倒霉的王小二已经翻身了”，巷内居民忙着磨粉蒸糕，饭桌上有鱼有肉，为了过年，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大扫除活动。[12]
经过政府以上种种努力，在制度层面上，由于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生产生活中歧视、压迫下层民众的旧制度，横行于厂矿、里弄中的恶霸、各种封建势力被剪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得到确立；在物质层面上，虽然人们的绝对收入并没有大幅提高，但由于物价稳定、市场有序，生活改善并趋于安定。与此同时，原先居于上层的地主、资本家、官僚阶层，收入迅速下降与一般劳动者的差距日趋缩小，甚至低于劳工阶层，由此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心灵慰藉。随着影响社会层级分布的社会地位、权利、声望等主要因素的变化，上海社会迅速分化与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大众的地位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得到全面提升，社会位置和存在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般民众都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翻身。
三
通过动用政治力量来完成的社会层级序列的调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国家视角下的翻身运动。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方式所营造的翻身气氛，在大多程度上引起民众的共鸣，进而产生新的政治认同，还依赖于民众感受这种体验，并将其内化为一种国家观的过程。也就是说，一般市民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每天经历的苦难源于某种阶级剥削和压迫，要使民众对翻身产生感性认识，并逐步实现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关键性过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
为此，上海市政府组织各相关部门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吐苦水、挖苦根，揭露、控诉旧社会欺压百姓的罪行，引导广大市民划清新旧社会的界限，启发民众的阶级意识。新学制颁布后，上海市工会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一个工人说：“在谈到新学制之前，立刻使我回想到过去的旧学制，是完全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订立的，与我们劳动人民的需要大相违背，……我们都亲身体验过，在旧学制时代，我们连读初级小学也不可能，至于中学大学根本想也不用想。……改革学制是新中国人民继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以后，在文化上又一次的革命”。[10]
座谈、开控诉会不单是“控诉”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控诉的内容，这些内容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人或群体的亲身经历，从而产生极大的教育效果。在开控诉会时，经常选取一些血与泪的事实，并由当事人把凄惨的遭遇倾诉出来，从而凸现旧政权的腐朽、暴虐、昏庸等阴暗面。通过对旧制度弊病的揭示以及对旧社会给人民造成的罪恶的全面描述，有力地烘托新政府给民众带来的翻身成就。妇女在旧社会中地位低下，尤其是妓女，她们的人格和肉体饱受践踏凌辱，她们的翻身解放极具代表性。1951年12月27日，收容在通州路的五百多个妓女举行控诉大会，一个叫王佩芳的妇女哭着说：“秀英、小毛、金凤等都生了梅毒，烂成一个洞一个洞的，张菊卿（老鸨）不但不给医治，反用剪刀剪创口，用明矾、盐水擦。小姐妹都不敢医，因为那时候她有反动派撑腰，今天我们不怕了，有人民政府为我们撑腰了”。[13]
通过召开座谈会、控诉会等仪式化的革命场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苦难”、“苦难意识”被提炼出来，并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与阶级、制度框架建立了联系。一方面，在诉苦、控诉旧社会的同时也使民众更清楚地认识到旧制度旧国家的消极形象，进一步推动他们同旧社会的决裂；另一方面，伴随着仇恨控诉对象而生的是惩戒施暴者的愿望，当其愿望迅速达成时，一种淳朴的知恩图报的感情自然而然派生出来了，所谓吃饭不忘种田人正是这种感情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当个人或某个阶层认识到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一种阶级苦，贫穷、落后和黑暗无序实际上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以后，翻身便具有了强劲感染力和号召力，并跨越现实领域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在千百年封建社会与不合理婚姻压迫下的姐妹，今天毛主席来了，她们真正的翻身了”，[14]以及“解放感谢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正是这种感性体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原本是一个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词汇——翻身，即获得了“符号权力”，而承载其上的感性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新政府的感激、热爱情绪，最终将民众引向新的政治中心体。
来源于这种途径的合法性不同于建筑在制度改造基础之上的正面合法性，⑤相比后者，翻身更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物质性范畴，或者说它是一种表达性建构。这种建构所起的作用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能启发、深刻、强化民众对新旧两种制度和社会的认知，凸显新政府作为救星的形象。随着民众对翻身层层深入地感知过程，宏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社会形象日趋明朗，由此，政府由上而下的营造翻身感的过程终于和民众自下而上的感知翻身体验的过程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从而在此基础上共同构筑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合法性大堤。
四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即着力营造民众的翻身感，虽然这种翻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制度层面上的调整，缺乏坚实的物质性基础，但是通过政府的积极行为，城市民众还是获得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翻身感，从而对上海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翻身感的获得，奠定了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接管上海和政权建设的初期，为了保障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本着“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方针加以接管的，不仅现有机构设置沿袭了原有的组织形式，而且保留了大量旧人员。当经济重建和政治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候，新中国、新社会的优越性便无从体现，这给新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合法性压力。为了减缓、消解政权合法化进程中的这些压力，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开发、维护合法性资源，翻身就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一个途径。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通过影响社会层级分布，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作了重大调整，打破了旧的社会分层所固化的权益分配模式。当一般民众常规生活被外部力量所更改、提升以后，人们从翻身的愉悦之中获得了对生命之外强大力量的感知，这种力量最初可能是以毛泽东等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为载体，但最终都扩展到对新政府和国家的认同。翻身作为一种生活境遇和生命历程的突变方式，有机地将意识形态、制度、绩效、个人魅力等合法性资源联系起来，为新政府赢得合法性打开了一条蹊径。
其次，营造翻身感的过程，促成了新的社会分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体系几乎完全以政治为中心形成。这一传统在建国初期的社会分层体系中被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缺乏物质性基础的情况下，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分层模式在短期内就能对社会层级分布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尽可能快的使广大城市民众获得翻身，政府大规模地以指令性的措施对影响社会层级分布的主要因素施加影响。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剧烈的社会流动发生，一个新的社会分层体系浮出水面。在纵向分布上，随着过去横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摧毁，1949年以前具有主导影响力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作为阶级被否定并逐渐游离于政治中心，小资产阶级收入下降，与工人阶级的差距日趋缩小，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境遇大大改善，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经济生活中，党和政府都着力抬高其领导阶级的地位。在社会的横向分布上，帮会、地痞、流氓、会道门等边缘组织所构筑的控制势力被清理，而代之以工人阶级的或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各个阶层民众在生产场合和生活场合可以基于平等原则相处。城市社会经过这样的政治演绎，最终为以阶级身份为基础、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翻身感的获得平息了社会转型时期有可能出现的内部动荡和无序。新旧政权交替，不可避免的出现新旧制度和思想意识之间的博弈，由此产生的阵痛极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无序。为了防范和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动荡所造成的危害，政府有意利用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超越性，暂时提供以非物质层面为主的翻身给民众。这样的翻身可能不如农村社会中那样剧烈，但通过种种努力，社会无论在层级序列还是在水平分布上的都得到大幅的调整，并且体现了公平原则，呈现出了一种平等气象。换言之，在物质资料的积累上，政府无法迅速提出有建树的绩效，但至少暂时为民众尽可能广泛地呈现了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人人平等自由、人人为工为农、人人劳动、人人受教育。也可以说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大同社会”板式，这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所期待的平等愿望的一种局部满足。而新政府正是援引了这种从对积极国家的体验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凝聚力，成功缓解和消弭了政权建设初期的压力和阻力。尽管这种翻身体验更多的是来自于操作性规程，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对性，但其同时存在的公认性和广泛性，却使翻身作为一种群体感受暂时冻结了个人对物质利益的欲望，成为维护社会安定的精神防线，客观上也为新政府的各项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营造翻身感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了奠定政权合法性的过程。然而，再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也有其物质底线，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最终要落实在以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为核心的物质来源上。如果最基本的提高物质生活的向往长期得不到满足，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就会扩大。当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开展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终于填补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缝隙，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由此而真正充实起来。
注释：
①据对《人民日报》所作的统计，1949、1950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中，“解放”一词是唯一连续两年占据前五位的词汇。（日）村田忠禧：《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3期。
②“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美）韩丁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卷首语。
③纵观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农民革命的传统情结是对明君施诸其身的翻身期待，虽然有时因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等类似口号会混同于平等思想，但由于这仅仅是一种对本体平等的需求，所以本质上仍是一种翻身思想。
④《上海工运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147页。总人口数来自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⑤亨廷顿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正面合法性与反面合法性，前者自不待言，后者是通过向民众揭示旧政权的弊病强化其阴暗面，来反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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