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和德川幕府在初建时期均把握了对方的国情和国策，即清初中国缺乏海上扩张的实力和意向，1而日本则以闭关锁国卫护国家的统一。由此两国都采取相对保守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由异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初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失去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而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强烈意识到满清入主中原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并统治了中国，原有的“夷夏之辨”意识增强，认为中国“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2视明清鼎革为“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并由此形成“华夷变态”的中国观。3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潜在对抗性因素也因此更趋加剧。政治上，德川幕府力图与琉球、朝鲜建立并维持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以对抗清代中国的朝贡体制。经济贸易上，德川幕府为保护国内资源，不断以出台新的举措对中日长崎贸易进行严格管制。对于前者，清中前期的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沉默；对于后者，则被迫屈从。明代中国对室町幕府时代战乱的日本居于优势地位，所谓“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4但清代中前期出于国家统治极为重要的钱制对“洋铜”的迫切需要，却只有屈居不断地适应愈来愈严厉的日本对长崎贸易管制的被动地位。5因此，中日两国在传统观念意识和现行经贸活动上的地位发生倒置性的变化，中国传统上对日本的优越感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丧失了保障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6另外，德川幕府的严厉锁国政策导致有清以来二百年间中日两国政府间关系隔绝，除维持对双方均有需求的长崎贸易外，两国再无任何政府和民间的交通渠道。从而日本成为清代中前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例外。
决定清代中国的对日关系认识，除有两国现行关系的微妙状态外，还有前明时代的历史记忆问题。明代中国是中日关系矛盾冲突最激烈，并多发的历史时期。在嘉靖年间（1522—1566）的“倭患”后，中日两国又经历了“万历朝鲜之役”的战争对抗。万历朝鲜之役是一场历史意义深远的战争，结局除决定此后二百余年东北亚中、朝、日三国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明清鼎革——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清代汉族士大夫尤其是南方士大夫，对明代中日关系历史记忆的深刻性由此而决定。因此在清代中国尤其在清中前期，现行中日关系的微妙性与历史记忆的深刻性相交织，构成对日关系认识的极其复杂性。
本文试分析研究清代中前期围绕中日长崎贸易的对日关系认识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
一、 康熙的对日关系认识
清代中国在康熙时期走出了明清鼎革以来的动乱，进入内政、外交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康熙作为强有力的帝王，以过人的精力全面掌控清廷政务。在传统的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由于长崎铜贸易对政府钱制的重要意义，决定中日关系成为康熙朝最具挑战性的外交问题之一。正因此康熙在中日长崎贸易问题上的独断专行，与他在对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的表现相似。康熙通过江南三织造及时掌握长崎贸易的信息，并一手决策政府的应对举措。清代在长崎贸易问题上不容汉族士大夫染指的政治传统，即形成于此期。康熙在对俄和对日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务实外交立场的同时，亦表现出将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弃置不顾的政治倾向。
从1684年清廷全面开放海禁到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令”，长崎贸易在清初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由强趋弱的渐进演变。7因为有关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康熙对日关系认识的史料甚少，所以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关于明代“倭患”起因问题的言论，就有理由予以特殊关注。值得指出，康熙就明代历史问题发表的见解在各类清代档案中都不乏记载，事情则多在干预《明史》的修纂。但1689年秋正在北巡边外途中的康熙评说明代“倭患”的起因属例外，因为他言说的对象主要是满族亲贵，而非汉族士大夫。其中有如下内容：
原任浙江总督王骘题，日本国贸易船只请令停泊定海山，差官验看，方准贸易。兵部议准行。……此所奏之事无益，今王骘来京，俟到日问明具奏。……朕南巡时，见沿途设有台座。问地方官及村庄耆老，据云明季备倭所筑。明朝末年，日本来贸易，大船停泊，乘小船登岸，直至湖州，原非为劫掠而来，乃被在内官兵杀尽，未曾放出一人。从此，衅端滋长，设兵防备，遂无宁静。今我君臣凡事皆画夜详慎，务求至当，然能保百年无事乎？且良善之民屡遭水旱，迫于衣食，亦为盗矣！军备固宜预设，但专任之官得其治理，抚綏百姓，时时留意不怠，则乱民亦自消弭。否则，盗贼蜂起为乱者，不知其所自来矣！8
文中“明朝末年”是指1552（嘉靖三十一年）至1588年（万历十六年）的“倭患”。值得重视“日本来贸易”的用语，康熙关于此期“倭患”的起因以两国贸易摩擦为解释，且认为日本对华贸易受阻仅是诱发“倭患”的外因，根本原因在明政府内治败坏。明代时期正处在战乱分裂状态的日本对中国有强烈的自由贸易诉求，从满清政权自身发展的历史而言，亦经历过对明政权有强烈贸易诉求的“建州卫”时期。因此，康熙对日本商船以武力等非正常手段突破前明政权为贸易设置的障碍，予以同情的理解。不过，明代人在关于这段历史经验的总结时已经不乏此说，康熙的这番见解也就并非有新意。9此番言说的价值主要在于了解康熙的对日关系认识。
受平定三藩内乱和郑氏据台反清势力等一系列成功的鼓舞，正值年富力强的康熙于其治国能力及满清帝国的长治久安充满自信。由此形成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清廷政治影响最为活跃的时期。1684年康熙作出全面开放海禁的决策，其对中国政治及外交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日关系，尤其是中日长崎贸易问题上。10在包括施琅等水师将领反对的情况下，康熙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海禁的政策，其间西方传教士居于何种影响地位，这是有待考证的问题。11在南方大规模的反清势力肃清后，康熙致力于为保障满清帝国的长治久安而安抚北方蒙古诸部，尤其是健全与喀尔喀部、准噶尔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1689年康熙派遣满族亲贵，并借助宫廷传教士与俄国“订立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尼布楚条约》，解决中俄边界东段的划分。12而康熙在北巡边外途中处理王骘奏时，正当接到中俄订约的消息。13康熙此际对北方边境及国际环境的乐观，以及他更倾向于接纳传教士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见解——其中自然包括自由贸易的思想——都是无疑的。这构成他评说明代“倭患”起因的大的思想背景。
清代中日贸易状况出现相对明代双方关系倒置的局面。江户时代的锁国体制弱化了日本对中国自由贸易的诉求，反之由于清代中国钱制对洋铜的依赖，则不断地强化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对日本的自由贸易诉求。1684年（日本贞享元年）即在康熙决策全面开放海禁的当年，就遭遇日本颁布旨在限制华商长崎贸易的“贞享令”。1688年（日本元禄元年）德川幕府在贞享令的贸易限额外，再附加对贸易船数的限制，致该年华商未能实现交易载原货离港的商船数高达77艘。同时该年秋德川幕府下令长崎建“唐馆”，命华商集中居住，以便严格管制华商停留长崎期间的活动，以杜绝载原货离港商船在海上进行非法走私贸易。日本独立于中国的朝贡体制外，而清廷则在政策上鼓励商人赴长崎，致使华商在完全受制于日方的被动地位上从事贸易。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就这样在清代对日关系上遭遇颠覆性的挑战。浙江总督王骘关于“日本国贸易船只请令停泊定海山，差官验看，方准贸易”，即严格对赴长崎的华商船只实行管制的动议恰出现在1689年，不难发现两者间的联系。
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包括水师提督衙门，都不同程度地涉足长崎贸易是众所周知的。为保证官方在长崎贸易利益方面的最大化，早在1686年福建督抚和水师提督施琅即以沿海治安为由主张禁止民间出洋贸易，而遭康熙严斥。1688年，日本方面严格华商管制政策的出台以及海上安全问题的严峻化，都为地方政府再度吁请清廷加强赴长崎商船管制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正因此康熙的反应也是极为克制的。他仅是从追究明代“倭患”起因的角度，揭示臣僚们以海上安全为由加强出洋商船管制而表现出在历史经验借鉴上的平庸和无知。因为在严厉锁国状态下的日本完全不构成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威胁，即使赴长崎商船成为威胁海上安全的因素，也只能是国内沿海地方政治败坏所致。康熙以此表达他对严格管制赴长崎商船不以为然的态度。
1688年前后，华商船只大量无序地抵达长崎，而因日方设定贸易限额又致每年有高达数十艘的商船无奈原载而归，恰似明嘉靖年间在宁波发生“倭患”的形势再现于长崎。迫切希望获取长崎铜贸易利益的康熙面对如此局面，他于历史经验的感想自然倾向希望蕴含于中国商人中的自由贸易冲动，最终也将以非常的方式突破日方的贸易管制。这是有关康熙在“倭患”起因问题上予日本以完全同情理解，并就此表达其反对管制华商赴长崎商船立场的动机的应有解释。14不过，长期以来德川幕府以其有效的管理应对了华商船只蜂拥而至对长崎贸易管制构成的冲击，而确保其锁国体制的现实，也不能不使康熙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正视沿海安全问题的严峻性。1690年初，康熙同意了浙江提督关于定海山筑城以强化对移居岛民管理的提案，并“着动支正项钱粮建造”。15
满清政权崛起于明代“万历朝鲜之役”复杂的东北亚国际环境中，清廷自始就正视日本作为一个有强大军事潜力的海上邻国的存在，因此从未执意于在朝贡体制的立场上处理中日关系。16康熙从务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在内的所有对日关系的处理上，始终忠实地延续了这一既定政策不变，从而保证其平定三藩之乱、平定郑氏据台势力等国内政治目标顺利实现。即便在长崎贸易问题上，康熙全面开放海禁的政策不断遭遇日本方面的冲击，但他始终冷静地面对挑战，1689年他评说明代“倭患”起因的意义，并不在是否实施管制赴长崎商船，而是当中国方面的贸易诉求不断遭遇日本方面阻遏的情况下，力求避免将两国关系引向公开对抗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以确保清廷对日关系既定政策的延续性。在经历1715年德川幕府颁布“正德新令”的挑战后，清廷对日关系既定政策已确立在更稳固的认识基础上，即日本于中国是在朝贡体制外的特殊国家。
二、关于《明史》中的“日本”传
康熙朝中后期是长崎贸易对中国政治冲击最激烈的时期，清廷在尽可能严控长崎贸易事务以缩小其社会影响的同时，亦致力于为现行的中日长崎贸易政策寻求历史依据。清廷宣称其政制全面继承明代，而其长崎贸易政策自然是来自对明代中国对日关系的继承。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廷启动的纂修《明史》工程，其中关于明代中日交通关系历史的总结，就自然被纳入这样的政治目标下——促使纂修《明史》的汉族士大夫认同现行的中日长崎贸易政策，并承认它是继承明代中日关系历史遗产的必然结果。
从《明史》中的“日本”传看，关于明代中日关系的陈述构成三大板块。其一，明洪武年间明廷在恢复中日政府间交通关系的作为；其二，明代日本对华勘合贸易中的事端及嘉靖年间的“倭患”；其三，明万历年间的中日朝鲜之役。因万历年间中日朝鲜之役的过程主要地被设计在“朝鲜”传中陈述，因此这部分内容在“日本”传中篇幅甚少，完全不足以表现其应有的地位。《明史》如此设计的动机或依据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明史》既有的设计看，它是以前两项，尤其明洪武年间中日政府间恢复交通关系的内容，作为达到其政治意图的历史材料。为能有所比较，这里以明代后期作品《日本考》中的相关处理作参照。《日本考》虽然统一在“朝贡”标题下记述中日两国交通的史事，但明显以存疑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是否符合朝贡体制这一要害问题。虽然有日本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不恭文辞致隋文帝“不悦”的中日交通早期故事的记录，但《日本考》对明代中日关系演变有直接影响意义的宋元鼎革和元明鼎革期间的史事，却采取简略处理的手法。篇幅仅如下的两小节：
宋自中叶历久无贡。元世祖遣使招谕之，不从，乃命范文虎率兵十万征之，至五龙山暴风破舟败绩，终元之世，使竟不至。
逮国朝洪武四年，国王良怀遣僧祖朝贡。七年复来，以无表却之。其臣亦遣僧贡方物，不恪，却其贡，僧人发陕西、四川各寺居住，著为训示，后绝不与通。17
宋元鼎革造成中日两国政府间交通长期中断，其影响的深刻性在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华夷变态”中国观的萌芽。追究原因则并非元初中日间那一场以中国败北告终的战争所能完全解释。明初两国政府关系的恢复具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特殊意义，其间史事的复杂性隐含许多中国方面不愿正视的政治文化因素。这应该是明初中日政府间交通恢复的故事在《日本考》中被简略处理的原因。18但明初明廷试图在朝贡体制的框架内重建中日关系，而遭遇困境的史实对清代则无疑有深刻的历史借鉴价值。清代中国的政治现实，令清初满族最高统治集团清醒地意识到中日两国关系只能是元代两国关系的重演。然而在政治上，清廷则希望将清代中日关系的现状最大程度地归咎于它是继承明代中日关系历史遗产的必然结果。《明史》关于洪武时期中日交涉史事的处理就体现了清廷这种政治意图，即突出明代中日关系从未真正地在朝贡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恢复。尽管《明史》并未明言明廷徒享有“朝贡”的虚名，但却以引用历史文书来实证这一史实。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携诏书至日本九州太宰府。关于这段史事，《明史》略引以下诏书中的核心文字：“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19这是明廷关于对日关系的最初构想，它对日本的要求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设计的。清代日本的对华关系完全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对日关系构想范围之内。这应该是该引文所蕴含的目的。更敏感的引文出现在1381年（洪武十四年）的故事中。该年室町幕府遣使赴明，明廷礼部移书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文辞有涉战争威胁，从而导致日本朝廷作出强烈反应。20《明史》在处理这一史事时，异乎寻常地引用日本国书中最具挑战明廷威权的言论。所谓：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下，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明史》述此事最终的结局：“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21
明廷终因处理对日关系方式的轻率，导致外交受辱遭挫。《明史》如此突出其事，目的显然在否定明初为在朝贡体制框架内恢复中日政府间关系所作的努力，其对清廷在同一问题上的无为立场的肯定也就蕴含在其中。
《明史》显然无力，亦无意为明代中日关系在朝贡体制框架中设定恰当的位置，但它将两国关系的常态设置在贸易领域的倾向则相当明显。因“万历中日朝鲜之役”被排除在外，《明史》“日本”传为日本对华勘合贸易中的事端及嘉靖年间的“倭患”安排了最多的篇幅，而且以正面的方式表现明廷对日本商人贸易诉求的同情理解。如同样是以引文的方式，记载明成祖对政府内严格管制日方朝贡贸易的主张所作表态。其谓：
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22
关于嘉靖年“倭患”的起因，《明史》以下的评说则显然十分符合康熙的见解：
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嘉靖），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23
此说将“倭患”主要归咎于明政府贸易政策及具体管理上的失误，对明代日本对华贸易诉求合理性的认同亦自然蕴含其间。清代中日长崎贸易政策的形成有其时代的特殊性因素，自然非明代历史的经验所能类比。但《明史》如此处理那段史事，无疑有利于清代人从当时中日长崎贸易的必要性的角度，理解清廷现行的长崎贸易政策。
三、《明史》编纂与汉族士大夫的日本观
平定三藩之乱的次年，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廷开“博学鸿词”试，此试网罗的的汉族士大夫多以侍读、侍讲、编修身份参与同时启动的纂修《明史》工程。其中尤侗“康熙辛酉（二十年，1681）腊月”有《外国竹枝词》之作，该作自序有所谓“予与修明史，既纂外国传十卷，以其余暇复谱为竹枝词百首”说。24从中可知纂修《明史》工程启动，其中外国传部分就进入士大夫们的视界。而在外国传部分中，“日本”传最为棘手则不言自明。这对于清上层统治集团如此，对于参与纂修的汉族士大夫更是如此。
康熙时期参与《明史》纂修的是一代身受明清鼎革历史创伤的汉族士大夫，清承明制，中国传统文明在制度文化上的延续得以保证，这对他们有精神上的安慰，也为他们在清政权下继续自己的宦途廓清了心理上的障碍，但其心灵深处的痛楚却终难消解。仕清的汉族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决定他们在“清承明制”的问题上有特殊情结，因此他们在纂修《明史》中尤其难以在有关明代政治文化制度的评价问题上，作出有违己意的妥协。尤侗1881年《〈海外竹枝词〉自序》高度评价明廷恢复中华朝贡体制的业绩的如下文字，可见其特殊用心：
历代史记列传之末，列及四裔。读史至此，惟恐卧矣。然要荒朝贡之盛，未有过于有明者。自太祖开国，声教渐被。成祖继之，北征沙漠，南定交趾，复遣郑和扬敕三下西洋。于是属国麇至，毕献方物。今考《会典一统志》所载，暨《西域记》、《象胥录》、《星槎瀛涯胜览》诸书，风土瑰怪，震眩耳目。此固穆王辙迹之所未到，汉家都护之所不能通也。25
在尤侗的立场，即便明代中日关系状况令人沮丧，但明初朱元璋、朱棣为在朝贡体制下恢复对日关系所作努力是应予肯定的。这样的评价立场，显然对现实中清廷在对日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是极不利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也在强化《明史》“日本”传编纂的政治敏感度。随着1884年全面开放海禁，长崎贸易问题凸现于政坛，明代中日关系史实成为汉族士大夫们言说现实对日关系政策的唯一依据。士大夫中自然不乏积极迎合康熙政治意图者，姜宸英即是这样的典型。26在1684年全面开放海禁的政治背景下，姜氏有《海防总论拟稿》和《日本贡事入寇始末拟稿》二作。27见《日本贡事入寇始末拟稿》有关明初遣使日本的背景的交待：
……及元至元八年（1271），则复随高丽使入贡。自此元数招谕之，不报，遂至两用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贡使亦绝矣。盖自汉魏至元二千余年间，倭未尝一窥中国，至元末方、张窃据沿海郡县，败后，豪杰多逸出航海。明洪武初元，稍稍因缘寇窃，议者谓使是时中国潜为边备，而听其自去来于海上不问，一如宋元以前时，亦不至为大患。乃二年，遣同知赵秩赐玺书，盛誇以天子威德，且责其自擅不臣。28
姜宸英介绍明初遣使日本的背景与《明史》“日本”传相关内容一致，但以“议者谓使是时中国潜为边备，而听其自去来于海上不问，一如宋元以前时，亦不至为大患”，表明了他从根本上否定遣使举措。朱元璋遣使，对日本持“来则抚之，贰则绝之”的立场，并在1380年（洪武十三年）作出“诏绝日本之贡”的决策；但明成祖朱棣却违背朱元璋“著为祖训，绝其往来”的对日政策，将两国关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29见姜氏抨击此一演变进程的用语：
盖倭之得以为患我中国，一由于明高帝之遣使，再成于成祖之许贡。而成祖以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约束于不用，其祸延及于数传之后。荼毒生灵，几半天下，亦云惨矣。30
姜氏明确否定明廷在朝贡体制框架内恢复中日关系的任何尝试，其潜在的意图在肯定清廷在中日关系上的无为。不清楚康熙时期汉族士大夫是否对明清两代中国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政治条件——前者战乱分裂，后者则统一并锁国——的日本的事实有所感悟，但至少在姜宸英而言他是无意用心于此，因为现实中日本已经不构成边患事端的事实，使其立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文章的尾段，姜宸英结合现实就上述观点再予强调，其著书立说为清廷的中日长崎贸易政策辩护的用心则亦因此而明确。所谓：
……故私贩者，中国之所恶，而亦日本之所不乐者也。然以中国之奸民，与日本互为纠结，其遗患于中国也滋甚，而皆起于进贡之途不绝。贡端绝则日本之贩舶不至，则我内地勾引接济之奸不能挟倭以为重。如此虽有高樯大桅，群聚而辈往者，不过将其丝素书画什物之类，以往返渔利而已。于我固无损也。况设之市评，以收取其税，如万历之于东西洋者，其有裨于国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以明之贻患，不在于贩私之有无，而在于通贡之一失。明太祖既误之于前，而成祖复甚之于后。然贡既已绝，而犹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异惩羹而吹齑，有见其患而无见其利也。国家初患海孽未平，撤界而守，禁及採捕。康熙二十三年，克台湾，各省督抚臣先后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纾民力。于是诏许出洋，官收其税，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洋诸岛国，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中国主其出入，而岛人潜处，帖伏而不敢动。比年以来，报课日足，比之唐宋则利倍之，比之于明则绝其隐患。此所为不宝远物而远人格者。与夫疲敝百姓，以逞志于荒服之外者异矣。……皇上又垂教万世无得受其贡献，如今日使倭之片帆不复西指，视中国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有而转输之于以仰佐县官之急，充戎守之用，而私以自宽其民力于耕商之所不及。是则上饶下给之道，奠安万世之良策矣。31
姜宸英文著成于康熙全面开放海禁之前，即清廷的中日长崎贸易政策形成之前，因此在明成祖“许贡”问题上，他与《明史》“日本”传的评价立场完全对立。从中可见全面开放海禁在对日关系认识问题上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姜宸英著文直接服务政治的投机性。对比姜宸英的文章，《明史》“日本”传在处理明代中日关系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即并不否定明廷的作为，但却通过日本官方文书的反应，表明明廷所有在朝贡体制框架内重建中日关系尝试的徒劳。以此来构建清廷与汉族士大夫在该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肯定事端频发的明代中日贸易的正当性，引导时人对现行中日长崎贸易的理解。《明史》“日本”传这样对明代中日关系的处理，表现出超越那一时代但亦合乎社会进步的思想因素，这是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足以应对清代复杂的时代环境挑战的原因。此外清中前期中日关系相安无事的状态，也令清廷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具有相对明廷的客观优势。
但对日关系认识问题在清中前期的复杂性，并非全在由现行中日长崎贸易模式体现的两国关系格局上，更具挑战性的是隐含在此格局后的日本社会的“华夷变态”中国观。对于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中国观，汉族士大夫们是难以释怀的，他们主要通过明初中日政府间交通的史事曲折地表达愤怒的立场。参与纂修《明史》的学者朱彝尊（1629—1709）编《明诗综》，收日本使节“答里麻”《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有以下词句：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蒭清酒，金刀脍紫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日本来华使节在日本拥有中华传统文明上表现的自信，实是对经历了蒙古异族统治的中原大陆试图重建朝贡体制权威的挑战。因此不难理解朱元璋对日使的答诗作出“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的强烈反应。32这番故事，无论这首《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还是前述日本国书的长篇大论，在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汉族士大夫读来，势必有更甚于明代当事人的深刻感怀和哀痛。朱彝尊竟就该诗大发议论，见其中论争意向格外强烈的后半部分文字：
惟是国俗无冠，国王但著乌帽，直而顶圆锐高半尺，以绡为之，男女笠用蒲或竹或椙木，谓为唐制度。夫岂其然？至若天皇之子，娶于其族，夫死妻立，兄死妹立，子死母立，何礼之有。明祖绝其贡使，不亦宜乎。33
朱氏此说的用意显然在强调如下观点，即在中华传统文明体制中衣冠制度的重要性远不及帝位继承制度，其目的不仅在否定日本以“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自居的优越感，更在掩饰汉族士大夫在明清鼎革之后经历了强制性的衣冠发式被改造的狼狈凄凉。日本社会“华夷变态”的中国观，强化并丰富了日本挑战中国朝贡体制的政治文化内涵。因而关于明初中日交通故事背后牵连着的这样的日本的“华夷变态”中国观，就不断刺激着汉族士大夫关于明清鼎革伤痛的历史记忆。至少对朱彝尊一代南方士大夫是如此，他们维护华夷——朝贡体制的立场，包含其在清代中国安身立命的依据。1684年前后，朱彝尊面对浙江乍浦“迩来弛海禁，伐木运堂栋”的热烈场景，有“我口默不言，我心有余痛；昔者嘉靖中，狡倭肆狂纵”的感想。34朱氏对清廷全面开放海禁，鼓励商船赴长崎贸易政策持不能苟同的立场，究其缘由亦是同样的。
朱彝尊故里系中国最具出洋贸易传统之一的浙江嘉兴，由他的立场不难想象《明史》“日本”传在撰著过程中，汉族士大夫与清廷，尤其是康熙最终达成共识的艰难，其中必不乏康熙强有力的政治干预，这自然会对纂修者深入探究该领域问题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不过，汉族士大夫在知识层面上对日本问题的消极态度却并不能归咎于此。士大夫和学者们缺乏探究域外知识的学术热情由来已久，清中前期的中日关系现状又格外地加剧了士大夫们轻视日本的情绪和在知识层面上对日本问题的淡漠态度。为修纂《明史》，学者们曾就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史籍作过一定的收集和评价工作。朱彝尊《书〈海东诸国纪〉后》一文，如实地反映士大夫评价中的情绪化因素。其曰：
属国惟高丽有史，有通鉴，有史略。其次则安南，国人有至略。若日本之《东鑑》，乌言侏离，辞不能达。往时亡友钟广汉撰历代建元考，自生民以来迄于明，外极重译。凡有僭号，靡不书之。既获《东鑑》，喜剧，著之于录。然《东鑑》止纪其国八十七年事，中间闕漏尚多。35
《东鑑》即《吾妻镜》，是记载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80—1266）的史籍，刊行于江户时代的宽永年间（1624—1643）。朱彝尊于“康熙甲辰（1664）”在友人处初读《东鑑》，于1704年“乃归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江户时代日本的锁国状态客观上加大了士大夫获取日本知识信息的难度，从而该书在当时中国至为稀见，格外受到纂修《明史》学者的重视。强烈的朝贡体制意识，决定朱彝尊将日本划归“属国”之列，而“日本职贡不修”的现实，又导致他对《东鑑》作出远低于朝鲜史籍和越南史籍的评价，这当然是非学术的立场。36尽管轻视《东鑑》的史籍价值，但学者们仍不能不承认自己对日本知识的不足。即如朱彝尊这样的浙江学者，直到“获《东鑑》”后才对日本历史年号有粗略了解。所谓 “庆长十年者，明万历三十二年；宽永三年者，明天启四年矣”。学者们对于日本基础性知识的严重欠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江户时代日本的锁国，因为明万历年出版的《日本考》，已存在“纪其国书土俗颇详，而国王世传未明晰”的不足。37这是中国学者向来轻视域外知识的必然结果。在纂修《明史》之际，学者们仍然习惯性地轻视域外知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吾妻镜》书名中“吾妻”一词的理解上。尤侗在《明史》中“纂外国传十卷”，但他对“吾妻”想当然地以“岛名”为解释。38而朱彝尊在该问题上更是暴露了中国学者对域外知识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见同时代人蔡澄的记述：
日本国有《吾妻镜》一书，亦名《东鑑》。“吾妻”二字不可解，或曰地名。尝与秀水朱竹垞太史（朱彝尊）考之，日本地里无名“吾妻”者。太史戏曰，日本本名倭奴，东海诸国半以奴为名，且有名姐奴者，既可称姐，何不可称妻耶。相与一笑。39
汉族士大夫关于日文“吾妻”词义的困惑竟一直延续至晚清。文廷式（1857—1904）于1884年向来华旅行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请教后终于明了，日文“吾妻”是专指日本“关东”地区的地理名词。文廷式由此而感慨“国初人言东事尤不详矣”。40值得指出，清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对外交通状况充分具备搞清诸如此类问题的条件，如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来自朝鲜、琉球的贡使，北京、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均不乏通晓日本不同领域知识者。尽管不理想，但清代中国基本具备获取一般日本信息的可能。一则缺乏政治上的激励机制——政府的组织和资助，二则传统上对域外事情，包括对知识的淡漠和轻视，令士大夫对来自日本的信息只有一时的好奇和一知半解的兴趣。修《明史》的学者也因此未能留下较为清晰的对日关系认识的著述。
四、郁永河与《裨海纪游》、《海上纪略》
开放海禁虽引发政府内部对长崎贸易政策的争论，但客观上却鼓励了东南沿海地方官员关注对日贸易事务。汉族士大夫对日关注的普遍消极，导致一名不见经传的下层官员成为康熙时期在对日关系认识上有所贡献的人物。“郁永和（河）字沧浪，浙江仁和诸生也。性好游，遍历闽中山水。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省中火药局灾，毁药五十余万斤。典守负偿”，“欲派吏往”台湾淡水开采硫磺，“无敢至者，永和（河）慨然请行”，“居台半载”从而著有《裨海纪游》一书。41郁永河原籍杭州系清代中国对日贸易中心地，旅居福州及三十六年（1697）的台湾之行等经历令其与政府和地方上涉足长崎贸易的人员多有接触。郁氏著述表现出对海上及日本事务的特殊关注多与此相关。郁氏著作虽得传世，但似乎长期未得重视。直到晚清同治末年台湾问题为中外交涉所系，《裨海纪游》一时颇为士人关注。桐城诸生许奉恩著成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兰苕馆外史》书中《撷录〈海上纪略〉》篇的前言如此言及郁氏及《裨海纪游》一书：
曩在都中，见达君经圃所刊郁君沧浪《裨海纪游》一书，系于役台湾，按日笔记。后附《海上纪略》数则，所志异闻异见，并滨海各国人情风俗甚详，意者亦有心人也，爰撷录以同好。郁君名永河，武林人，官闽省牧令。达君名纶，襄平人，仕隐未详。42
长期寓京的浙籍名士李慈铭同治十二年初夏日记：
夜阅仁和郁永河《采硫日记》。永河字履无可考，盖福州需次下吏，或地方官幕客也。此其赴台湾之鸡笼淡水，采炼硫黄。按日所记，叙次不免芜陋，间附绝句亦俚拙。然言澎湖岛屿、台湾形胜、海道曲折、番俗利害，俱颇详悉。时当康熙初年，郑氏甫平，而其言台湾之不可弃，有曰：外藩之觊觎此土者，流求、安南、日本俱不足虑，惟红毛最狡黠，战艘最精，火器最利，又为西洋人，用西洋阴鸷，其意不可测。幸远隔重洋，未遽为患耳。若得此地，则不可制矣。其于近日之事，竟如烛照。43
同治年间各国因海难漂流台湾岛而遭土著伤害事件频发，美、日等国相继提出交涉。李慈铭在称赞郁氏于康熙年即烛照先机倡言台湾防卫问题的同时，但关于日本对台潜在威胁问题他表达的见解与郁氏原意颇有距离。《裨海纪游》的相关文字如下：
今既有其地而谓当弃之，则琉球、日本、安南、红毛、东京诸国必据之矣。琉球最称小弱，素不为中国患，即有之亦不能长守为中国藩篱。安南、东京搆兵不解，无暇远图。日本最大独称强国，红毛狡黠，尤精战艘火器，又为大西洋附庸。西洋人务为远图，用心坚深不可测，幸去中国远，窥伺不易。使有台湾置足，则朝去暮来，扰害可胜言哉。44
郁永河视日本、荷兰（红毛）、葡萄牙（大西洋）为威胁台湾安全的潜在敌对国家。这是当年施琅反对弃台主张的旧话重提。台湾乃东南沿海安全所系，施琅1683年守台论尚仅涉曾据台湾的荷兰，而未及日本。45然至1685年为反对康熙全面开放海禁政策时，防范日本则被施琅列作主要理由之一。尽管用语隐讳，所谓：
更考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与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46
此处“历代以来”的经验实际上指明代之“防倭”。郁永河的言论延续了施琅的主张，只是其表达防范日本意向的用语趋于明朗化。出于为现行长崎贸易政策辩护的需要，清廷在政治上愿意突出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上特殊性的一面，康熙朝后期南方地方官员不讳言日本问题当与此相关。在《裨海纪游》书所附《海上纪略》一文中，郁永河分列“琉球”、“日本”、“西洋国”专题详述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其中关于琉球、日本有如下介绍：
琉球国在闽省正东，去中国最近，然最小弱，又最贫，商舶从无贸易琉球者，以其贫且陋也。其王于诸国悉朝贡，为通货贸易计。诸国鄙其贫弱，不萌侵夺之念，彼反得以贫弱自安。……
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其国一听将军主之，国君如赘疣，垂拱而已。故其国中搆兵，惟将军是争，曾无有放弒其主者，以国柄非所操，篡弒无益，虚被恶名，用是得长守其国。余谓琉球贫弱，日本不闻国政，其开创之主殆深得黄老之学者乎！又治尚酷刑，小过辄死。死有三等，其一灌水，水满腹则遍撻其身，令水散入肢体，又灌之如此者三，如庞然大瓠，膨胀而死。其二悬肠，割人肛系巨竹梢，一纵而竹梢上腾，肢体倒悬，大肠尽出。甚者为活烧，以罪人锁系杙上，围绕干柴，四面举火，其人辗转良久而死。又进于此为倒悬，殊不即死，三数日后头胀如斗，五脏从口中出。皆非刑，较地狱罗鬼治惨尤甚。故其民皆畏法，有道不拾遗风。其先大西洋人觊觎其国，以天主教之言惑之，事露悉被夷戮。今商舶至彼，必问有无天主教之人，又铸天主像令人足践而登。若误携一人往，则以其船牵置岸上，尽纳舟人于艎底焚之。自此无复西洋人敢至日本者。其与中国通贸易处曰长崎岛。男女肉色最白。中国人至彼，暴露风日中，犹能转黑为白。虽使桓宣武、黑王相公往，亦当改观。妇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国人多留连不归者。今长崎有大唐街，皆中国人所居也。47
郁氏的上述文字即便作为赴长崎商船带回的日本信息的综合报告，亦堪称康熙时期重要的对日认识。虽然其中有关日本三种“酷刑”的具体描述近乎荒诞，但也是江户时代残酷的禁教斗争背景下各种流言传闻的反映。48此后雍正时期陈伦炯著《海国聞见录》中《东洋记》篇的日本国情介绍，以及乾隆时期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纪略》中有关长崎进关验明天主教徒身份的举措等，均基本不出郁氏介绍的范围。而且郁永河如实道出东北亚诸国间的国际关系格局，所谓日本“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坐受诸国朝贡”的“诸国”，除文中明言的琉球外，事实上还当包括朝鲜，只是不能明说而已。
郁永河是立足于日本国情阐发其视日本为潜在敌对国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