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帮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国共之间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了。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38 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过度政治化了。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30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力量在减弱。到40年代，抗日战争和战后的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失去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不得不进行政治选择，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无奈地宣告终结。
从19世纪中叶道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1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
2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3年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版，第43页。
4 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第325－326、499页。
5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
6 intellectuals 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新版序第2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成俗的一般概念。本文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intellectuals society时，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intellectuals，用知识分子，二者的内涵是同样的。
7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正中书局（台北）1995年版，第104－106页。
8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9 关于士绅的威权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版，第14－19页。
10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第282－283页。
11 关于晚清士大夫与五四第一代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身份上的差别，参见作者：《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载《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4年版。
12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5页。
13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时代的探索》，第37－42页。
14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第1395－1409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第34－44页。
15 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16 参见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 参见作者：《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上海），2003年2期。
18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
19 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4页。
20 根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但留日居多。而在国民党政府内阁官员中，留美的超过留日的。1948年198位国民党大员中，留美34人，留欧22人，留日32人。在学界，留学生也占了可观的比重。到1936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44％是留学出身。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14、271页。
21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载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76页。
22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十七。
24 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25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 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99-206页。
27 独立时论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是1945年以后胡适手下的一批北大自由主义同仁相约，为各报纸刊物写稿，最后结集出版，形成团体的影响。
28 参见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45页。
29 参见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 根据作者本人的研究，《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参见作者：《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2期。
31 参见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第80-81页。
32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载《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
33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34 参见丘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19页，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邓若华：《二十世纪前期常熟地方精英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未刊稿，均收录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ckrd.cnki.net/grid20/Navigator.aspx?ID=2）。
35 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页。
36 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37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38 参见孔非力（Philip Kuhn）：《中华帝国晚清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