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而对这一点，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从过去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现在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评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 此外，还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 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大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报告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这显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
简短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 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 从整体上看，1956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甚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