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政策调整：从使用出发的功利主义色彩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 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 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 按常规，周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1/4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泽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的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尽管中共内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
中央和各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 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第二，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据各地调查，社会上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北京市5月以前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学肄业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学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翻译人员。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书。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 与此同时，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 "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 规划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 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 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 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 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确实尽了极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上涉及政策转变和调整的种种措施，如果是针对当时的工农大众的，自然完美无缺，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诉求。
双重反应：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努力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党外，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中央和各地都动员舆论进行了大量宣传，以造成声势。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员，还邀请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参加会议的共计1290人。 到会委员和列席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知识界的名流，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以及旧派学者陈寅恪等人。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举行如此规模的会议，显然是为了展示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更加强大"和空前未有的"团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有关知识分子的新方针广泛传达到党外，并在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讨论，以达到全面动员的目的。
尽管会议安排的报告主要是谈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及当前面临的新任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着重讨论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执政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立场和决心，郭沫若则在专题报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对此做出回应。不过，郭沫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又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营造热烈反应的氛围，在仅一周时间的大会讨论中，安排了235人作"响应性"发言。全部代表发言均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人民日报》则从2月3日至13日每天以几个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会发言（含联合发言）。2月6日发表的梁漱溟发言达4000余字，2月9日再发消息，"补加一段"，以显示对其发言的尊重。
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新政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发言中不乏"兴奋"、"激动"、"欣喜"、"愉快"、"光荣"、"荣幸"、"幸福"的用语，显然已经超出了"响应性"发言所必须表现的热度。许多知识分子为自己能成为这次会议的座上宾而感到受宠若惊，也是真实的。不过，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热情主要还是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的迅速成长，使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季羡林的发言表达了这种心境。他说：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变革，有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81难还要加上一难"。但知识分子没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彷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 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 知识分子当然渴望在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一显身手。数学家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 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12年的规划里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
二是对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尽管许多人心中疑惧难消，却不得不为之动容。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现在中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从而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的热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说：看过周恩来的报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 章伯钧说：中共知识分子会议前，"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 陈垣则为其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入党振奋不已，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不能说不热烈，但在仔细阅读并揣摩政协会议的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谨言慎行，心中还是疑虑重重。
从1月12日开始，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合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舆论宣传，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应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对中共的坦诚批评和期盼。季羡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还批评说，"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 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冯友兰也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 显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地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估计与中共后来的评价是有很大差距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季、冯、茅所说，他们"绝大多数"、"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而中共的估计是，还有40%的中间分子、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和5%左右的反动分子。季、冯、茅等人的文章事实上在为知识分子进行辩护。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 吴之瀚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党员对"群众"的进步"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党员干部对教学"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党外业务领导商量。他还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硬粗暴做法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 吴英恺则含蓄地提出，政治运动造成了对业务和技术工作的消极影响。 茅以升还批评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以及把苏联专家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而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的现象。 这些文章无疑表现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调整政策的期盼所在。
相比之下，中共宣布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就少得多了。何思源以他在四川考察看到的情况，批评某些地区、单位和干部"以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对待知识分子"。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因历史比较复杂，"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这些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在业务上也对知识分子加以怀疑"。 罗隆基提到，6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难，极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闲散在社会，因而，有比较多的苦闷，有人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他还说，"现在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 不过，即使像这种从局部和基层角度提出的批评，在200多篇发言中也是凤毛麟角。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力度是有保留意见的，至少在发言中是有顾虑的。由于中共没有对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出检讨性总结，知识分子即使心存疑问和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性评价。例如批胡风和肃反运动，这在当时是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心灵的政治斗争，执政者本应对此有所检讨。但就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有关肃反的专题报告中，却对这场运动给予全面肯定，甚至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结果，在会上听到的是一片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声。梁漱溟自责"抗拒批评……真是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过去是太辜负主席爱厚之意了！" 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错误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种种。 这些明显地自我上纲的做法，很难说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许多发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虚伪的个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为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失望心情。
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第一，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更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关心的肃反问题。客观地看，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感情压抑，情绪低落，主要并不是什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伤。因此，中共要真正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执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切实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几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来的报告虽然主要倾向是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并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应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条道路"来实现，但不得不紧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思想上"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报告仅仅指出了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这一现象，而对产生"宗派情绪"的根源却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知识分子同党之间存在的"某种隔膜"的原因，虽然指出来自"我们的同志"与知识分子两方面，但对前者，只以"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一笔带过，而着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且列举其表现达9条之多。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艺方面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贺诚、王斌；在自然科学方面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骕"；在建筑学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度形式主义"，以及肃反运动等。陆定一认为，"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过斗争，文艺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了。 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除了批评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以外，同时也批评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迁就麻痹倾向。在提出要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的同时，还强调要"继续改造他们"，继续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 而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在政协会议作报告的郭沫若，也强调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不够密切"，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轻描淡写地谈到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震憾后，郭沫若说："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这种对中共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作反思的态度，使得这次会议没有真正把握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
第二，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