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 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文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 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游离于政府或统治者外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 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 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 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 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 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 正如陈永发所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 这里，最受"关注"的是"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 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河北6.4%，贵州7.5%，云南9.6%，广西14.1%，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高达30.9%。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 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 尽管如此，知识分子是情绪还是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 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 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 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 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 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尽管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中共党内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 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来源于他早年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来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毛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让这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实现这种转变谈何容易。 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首先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共产党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和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毛的看法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档案记载说："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 但是，中国缺少的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对他们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使用。 于是就要强迫皮毛相附，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毛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 他确实这样做了。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泽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改造也带来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沉。这对实现毛泽东的宏伟设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毛泽东认为，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 显然，现在轮到知识分子"主动"了。

调查研究：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 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 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组拟就《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草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虽然目前研究者还很难看到这些报告，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 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笔者还在上海市、吉林省档案馆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和总结发言。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尽管如此，仍然为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 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 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30%；中间的占30-40%；落后的仍占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5%。 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 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的反映是，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 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 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1955年12月江苏省第三次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裕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200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则"罪加一等"。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 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 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 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 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 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 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 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 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讲，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 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 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 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 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 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 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 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 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 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 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 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 "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 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 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的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25-35%！ 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2万个落后分子，5000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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