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康樂 彭明輝主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出版。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国科会人文处历史学门通过计划的名单是观察国内史学趋势的一项好材料。从近年来所通过的专题计划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台湾史学界对种种西方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有几个。第一是认识到文化的建构力量之强大，从而对各种界域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或是对过去被视为是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是各种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出版史、生态史、情欲史、阅读史等），第三是与性别、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国族主义有关之研究。
没有人能否认以上种种新发展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我在此不想重复这些新动向。此处所谈的，纯粹是我个人实际进行研究工作时的一些反思。
一、史料
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历史眼光的改变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大量问世。在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 document）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日记被整理出版，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胡适日记》（台湾）、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书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的书信等等皆是。
除了「私密性文件」之外，地方性的材料也值得注意。过去因为史学界将较多的心力放在在全国性的事件，或在全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较忽略地方的材料。除了地方士人的著作外，各种地方小报、宣传册子、习俗调查，通俗书刊，如果善加利用，都可能投射出新的光彩，它们有许多仍然保存在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中。近年来，中国大陆整理了清末民初各地的报纸，包括了许许多多晚清以来地方上的小报纸，从中很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的变化如何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社会中发生的作用。
此外，也有一大批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陆续引起注意，刘咸炘的《推十书》即是一例。刘咸炘是四川成都一位「足不出里闬」的旧派人物，他独立发展出一整套以章学诚的思想为基础的体系，其丰富性与独特性相当值得注意。此外像王闿运、王先谦等人的作品也被陆续整理出来，提供许多的方便。
最后，一些始终被注意、但史料却很零散的社团材料，也陆续被整理出版。像清季在文化与政治上都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南社」，近年来因着《南社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远比一、二十年前更丰富得多的素材，可以比较深入地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首先我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我想说的是「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这个词是从英国哲学家John Austin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发展出来的。我们除了探讨思想的意蕴，还应留心这一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功能。思想有时被用来划分群体，甚至与权力的得到或失去息息相关，有些是用来帮助维系社会菁英地位，有些是合法化世俗的愿望等等，不一而足，（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描述「革命」一词在学校里如何被作为低班的人反抗高班同学的思想依据。）2既然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则思想与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间的关系便值得厘清，在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也值得注意。
此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