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书写的传播学转向
——评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唐小兵
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4）“媒介即讯息”的观念对于从传播媒介的角度重构晚清历史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从传播媒介的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传播的受众、传播的工具（机构）和传播的内容（文化形式）等层面切入对晚清历史的书写和重现。既往的晚清乃至民国的新闻史研究完全应和了麦克卢汉所谓的“分裂和切割”的症候，成为条块分割的对传播媒介历史的机械堆积，活色生香的晚清媒介历史成为了“人的心灵、精神和行动缺席”的编年史化石，而与媒介研究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研究又在自身的学术空间过于注重“精英文化”的面向，甚至把精英文化又再度化约成在政治性公共领域有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与学术、思想、心态、政治事件相关联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借助传播媒介扩大影响的“社会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就被遮蔽了。
新近出版的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的意图就是试图弥合新闻史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之间的深刻裂痕，将晚清知识分子放置在当时新出现的报刊出版等传播机制架构起来的社会空间里，来考察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各种传播形式对晚清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在晚清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迁中发挥了怎样的功用。氏著的关切之所以聚集在晚清（1895-1912），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时段“在技术上有铅印的西方技术的引进、在社会关系上媒体与各阶层的关系都有所变动、在文化形式上，晚清传播媒体展现的语言与意义结构与以往相比有强烈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下，氏著展开了其对传播媒介在晚清历史的生长与扩张过程的书写。1895年之前新式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标志”最初通过大量的教会报刊引入到中国，但在这个时期，以宗教性（如教会报刊）和商业性为主要特征（如《申报》）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尤其是对于官方权威与科举士绅主导的地方社会几乎没有能够“撼动”，而之所以导致士绅“普遍缺席”的状况，是因为新式媒介“不仅须顺应中国的状况作调整，更要面对中国国内原有的庞大复杂社会结构与深厚固结之文化思想资源，使得这些新式传播工具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尤其对于社会结构之中坚、思想资源之主要支持者的中国士人，虽然因为各种理想或实际的原因于此些媒体有所接触，甚至加入其中，然总体而言，这些士人相对在整体中处于较边缘的位置，他们对于此新管道的利用也相形被动，并未对此群体产生结构性的改变。”（94页）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国的特殊位置，而这样一个知识群体对于传播媒介的态度就决定了其对中国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辐射力。自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传播媒介仍旧对于古老中国产生了一些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安德森所谓的以印刷资本主义形式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发生了积极作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缓慢地从一个儒家文化主导的天理世界观向近代意义的公理世界观转型。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1895年），士阶层对传播媒介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从此前的疏离、观望甚至不屑（例如知识分子办报被左宗棠批评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