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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远未结题--
一个民间学者质疑两百多位专家
本报记者 曾 军/整理
当我阅读刘庞生七万多字《我对武王伐纣克商时间的不同见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榷》（下称《见解》；相对应，将2000年11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称《报告》）的文稿时，内心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对刘庞生这样一个民间学者在条件相当简陋的情况下从事如此浩大而精深的课题研究而感到由衷的钦佩，另一方面，完整的登载该文在本报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从事该项研究的人来说，要完全弄懂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而，本文仅仅力图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将刘庞生?quot;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榷的基本观点作些介绍，而不涉及对该文所涉观点的是非评价。
--编者手记
武王克商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是错误结论
刘庞生根据《报告》用文献《武成》中带月建、干支、历日指示词的"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月既死魄，粤五日甲?quot;、"惟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三个月相日序位，与《报告》使用的张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合朔满月表(前1500年-公元2052年)》(简称《合朔表》)公元前1047年11月30日至公元前1046年3月7日时间阶段的年、月对照不合，故而判断《报告》选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此外如推排武王克商时间错误使用历法月建问题、《报告》对西周月相含义、日位、法则的归纳释解不准确的问题，也必然导致推解武王克商时间的结论出现错误。
《报告》对西周历法存在误解
刘庞生认为，得出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报告》对西周历法的误解和对西周月相的误解。而对西周历法的误解，表现在对岁首的误解和对月首的误解。
《报告》19页说："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建子指岁首在冬至所在之月，建丑在其次月。"笼统地认定"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是不准确的或是错的，是对西周历法岁首的误解。
因为改正朔是认定西周历法岁首使用何种历法月建的界标。周公摄政六年改正朔，此前西周使用殷历，岁首为殷正建丑；嗣后西周使用周历，岁首为周正建子。求解《泰誓》、《牧师》、《武成》、《世俘》、《洪范》的成篇年代或篇中所记大事发生的历史时间，应该使用殷历殷正建丑；求解《召诰》、《洛诰》、《顾命》、《毕命》成篇年代或篇中所纪大事发生的历史时间，应该使用周历周正建子。除诸侯国外，西周任何时期，殷正、周正不能并存、并用、混用、选用、试用。所以《报告》不加区别地认为西周存在使用建子、建丑两种月建，轻者说不准确；严格说，这种认定是错误的。
《报告》根据《武成》提供的干支月相，对照《合朔表》，推排武王克商时间，使用的是周历周正建子；而武王克商之年并未改正朔，尚用其父文王的王号，史官纪史，全用殷历殷正建丑。《报告》用周历周正建子推排武王克商时间，错用历法月建，其结论岂有不错之理！
《报告》19页说："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朏指新月初见……"《报告》认定西周历法采用"朏"为月首是错的，是对西周历法月首的误解。因为夏、商、西周，皆由历法的性质决定以什么日子为月首。考三代历法知：纯太阴历，以朏为月首，朔在月首前；阴阳合历，年终置闰月，朔在月首位；太阳历，以虚朔为月首，实朔在月首后。
上古初民，社会文明尚未完全出现，使用纯太阴历，以为月首，朔在月首前。因当时初民对天文的观察计算能力低下，不知朔，不识朔，不用朔。以月相历日，以月圆月缺纪月，以草木枯荣纪年。以草木萌生之月为岁首，以肉眼能看到的新月(后称"朏"月初三日)为月首。这个时代应在伏曦之前。
西汉刘歆的《三统历》有问题
夏、商、西周，帝、王之闽，皆使用阴阳合历，年终置闰月，以朔为月首，不以朏为月首。
西汉刘歆《三统历》用岁星纪年，晚清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简称《长术》)用太岁纪年，星、岁纪年性质均属太阳历纪年，朔在月首后，朔失月首序位，与月相不合，失天。所以，古今凡以《三统历》、《长术》为文献根据，回推出的西周历谱皆失天；推算、检验出的西周历史时间，皆失实。
夏、商、西周改正朔，月建名称序次变；以正月为岁首，以朔为月的月日序位不变。西周恒定以朔为月首。《报告》说西周釆用朔、朏为月首。上古文明已十分发达的西周，何以要使用上古初民所使用的原始纯太阴历以朏为月首呢？这岂不是文明逆转、时光倒流吗？所以我认为，《报告》认定西周历法以朏为月首是错误的，是对西周历法的误解与失察。
王国维的"四分术"也是一套"失天术"
《报告》35-36页对西周月相进行过归纳释解：
(1)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2)既生魄、既望、既死魄顺序明确，均为月相。"既"表已经，"望"即满月，"魄"指月球的光面。
(3)既生魄：从新月初见到满月。 (4)既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 (5)既死魄：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
刘庞生认为《报告》中说："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不能完全成立。实际上，《报告》归纳出的西周月相含义、序位、规则，与王国维先生的四分术(简称王氏四分术)大同小异。
在一些考证西周历史年代的文章里，常见到有学者引用王国维的四分法，就是所谓的"四分术"（"四分法"是历史考古界的俗称，"四分术'是王氏的自称）。王氏是在其《生霸死霸考》一文里，推排归纳出他的四分术的。但王氏四分术是一套"失天术"。王氏四分术与《报告》规则：大同小异。
刘庞生从两个方面证明王氏四分术是一套"失天术"。第一，王氏归纳四分术所依据的《长术》是部失天历谱。《长术》以太阳历太岁纪年，《长术》西周宣、幽二王历谱失朔失天。王氏依此为历法标尺，所推西周宣、幽八器铭月相日序位，皆非史日。第二，王氏四分术与西周月相法则相悖谬。王氏把西周众多月相缩减为初吉、既生魄、既望、既死魄四个月相；将这四个月相日改为月相日段；并把这四个固定月相日改变为移动月相日，违背了西周月相的定日法则。所以说王氏四分术是套失天术，论文有详细考辨。另外，王氏《生霸死霸考》引《武成》，把"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错写成"粤五日庚戌"，并以此为文献根据，推算武王克商年，其结论必错无疑。
破解武王伐纣克商时间之谜的必要条件
刘庞生认为有3个必要条件：认识殷末西周使用历法真相，追寻掌握殷末西周月相含义、日位、法则，正确认识运用《合朔表》。
西周历法真相
西周历法真相指的是殷末西周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历法使用情况：
第一阶段，从文王受命到薨：以文王号纪年，以"祀"称年，以殷正建丑定岁首，以实朔为月首。
第二阶段，从武王继文王位到伐纣征商：以文王号纪年，以"祀"、"年"称年，以殷正建丑定岁首，以实朔为月首。
第三阶段，以武王号纪年，以"年"、"祀"称年，以殷正建丑定岁首，以实朔为月首。
第四阶段，从成王元年到成王六年改正朔前：武王崩，成王继武王位，从元年至六年改正朔前，虽改元；但未改正朔。以成王号纪年，或以周公摄政号纪年，以"年"称年，以殷正建丑定岁首，以实朔为月首。
第五个阶段，从成王六年改正朔到西周终：从成王六年改正朔后到幽王十一年西周终，各王即位只改元，皆不改正朔。以王号或代王号(西周共和)纪年，以"年"称年，以周正建子定岁首，以实朔为月首，不曾改变。
追寻殷末西周月相含义、日位、法则
古文《月釆》亡佚了。其后，始作俑者，对殷末西周月相含义、日位、法则的错释、错解，世代相传，形成畸变：以错为不错，以不错为错，以错传错，错上加错，聚讼两千余年，尚不得真谛。时至今日，殷末西周月相虽名存，但义、位、法则实无定解。故一日不得月相义、位、法则，就一日不能获得通过殷末西周月相推算求解殷末西周史时的正确答案。错误的理论必然指导出错误的实践结果。
虽然由于古今一些注疏家，对殷末西周月相的错注、错疏、讹传，使月相含义、日位、法则至今正误难办，众说纷纭；虽然准确、完整、系统地注疏殷末西周月相的文献"埋没"、"失传"、"湮灭"了；但是，在海内外我国存世的古文献中，仍然隐藏保存有诠释古月相义、位、法则的内容；若能下大功夫，广览文献，运用拾零、辑佚、梳理、比较、甄别、验证的方法，去伪存真，使那些点点滴滴、分散、失落、飘零的殷末西周月相义、位、法则，重新被追寻回来，崭露真容原貌，返璞归真，井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在《殷末西周月相千古聚讼及评说》的基础上，概括归纳，对殷末西周月相义、位、法则，尝试还原新解(引略)。
正确认识运用《合朔表》
《合朔表》有五种特性，即：合天性、综合性、精确性、真实性、可信性；有三种功能，即：对照功能、推算功能、检验功能。因而，它既是一部殷周合天历谱，又是一把推算殷周史时的天文标尺，还是一把检验殷周史时的时间标尺。
武王伐纣克商时间是公元前1041年2月24日
武王伐纣克商前后经过大事记
以下月建皆使用殷正建丑。
文王十三年(一月)戊子十六日望，周伐纣征商师旅从镐都初发--称"师初发"。师初发五日后，武王于一月旁死魄壬辰二十日的次日癸巳二十一日始发--称"王始发"。王急行军十四日，到二月丙午初五日；追上周师--称"王还师"。王还师后与周师又师行十二日，即从戊子师初发的第三十一日--二月十七日，王与周师渡过孟津黄河--称"三十一日而渡"。二月癸亥二十二日夜，周师抵达牧野附近集结布阵--称"癸亥夜陈"。二月甲子二十三日天微明--称"甲子昧爽"，武王出发去牧野前线，天明武王在牧野战前誓师--称"牧野，乃誓"。誓师后周师即与商师交战--称"佳甲子朝"。激战一个甲子昼，至甲子日落岁星入鹑火，周师战胜，商师战败--称"岁鼎克"。甲子夜商王纣自焚。甲子夜最后一个时辰，周师占领了商都朝歌--称"夙又(有)商"。克商第八日，即二月辛未三十日，武王命右史利铸利簋--称"易又事利金"。天亡簋追记，克商第十二日，即三月乙亥初四日，武王上天室(即太室)山，举行祀天大典--称"王祀于天室"。天亡簋又追记，克商第十四日，即三月丁丑初六日，武王举行祭社大典--称"王乡大?quot;。直到四月乙卯十四日。武王返镝燎于周庙--称"燎于周庙"。武王伐纣克商前后经过，历时八十八日，始告终结。
对武王伐纣克商时间的认定
周师伐纣征商，从文王受命十三年(公元前1041年)一月(公历1月)戊子望十六日(公历18日)初发，于二月(公历2月)戊午十七日(公历17日)师渡孟津黄河，历时三十一日；于二月(公历2月)甲子二十三日(公历23日)甲子昏克商、甲子夜占领商都，历时三十七日；至四月(公历4月)乙卯十四日(公历14日)武王燎于周庙伐纣征商结束，历时八十八日。
因而准确的时间为：依殷历是文王受命十三年二月甲子二十三日夕；依公历是公元前1041年2月23日。公历以零点为日始，故实际为公元前1041年2月24日天明前。
（本文写作参阅了《西安晚报》2002年12月9日的《刘庞生--向真理不懈中跋涉》一文，特此致谢）
学术孤旅
--刘庞生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杜 娟
刘庞生和他的两份简历
刘庞生，现年56岁，西北大学普通干部。原籍河南省新野县，函授大专毕业，无学位职称。早先在新野县水利局、法院工作，1985年至1995年，曾先后受聘于北京的3所高校和郑州黄河科技大学做培训外联工作，1996年调西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做行政工作。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工作者，刘庞生没有高学历和学术职称等硬件。但是出于个人一直以来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他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1998年他开始自学、钻研先秦历史文化，夜以继日，苦心孤诣，对先秦历史中的许多未解之谜加以研究。迄今为止，已写作论文21篇，其中包括《老子故里生地薪考辨》、《周武王伐纣克殷暨牧野大战时间考》、《中国上古历法初探》、《以干支法试推夏商界标年》、《我对武王伐纣克商时间的不同见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榷》(以下称"见解")等。
在刘庞生的工作简历与学术简历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这种现象是很不寻常的。它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刘庞生学术生涯的关注。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科研单位可以挂靠的学者，刘庞生的研究条件与那些在科研单位里的专家学者不能相比，而他的研究实力和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完全可以与传统学者相提并论。
《我对武王伐纣克商时间的不同见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榷》(以下称"见解")一文，是刘庞生学术历程中辉煌而又极为艰苦的见证。武王伐纣克商的时间，一直是古代史学中的千古之谜。他的目光转到这里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离开了。经过5年中反复不断的搜集参阅大量的历史、考古、古天象、古历法、古文字、历史地理等相关的书面资料，翻阅吸收前人论著，请教专家学者，他写出了《周武王伐纣克殷暨牧野大战时间考》，研究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但是，不久他看到一些海内外学者的一些疑论时，也开始对自己的结论产生了反思和重新检验。发现自己对年代的的推断果然是错误的。
有错必纠，知错必改，是刘庞生做学问的原则。他说："要力求研究结论符合史实，炎黄子孙，匹夫有责。"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之下，他开始鼓足勇气，重新投入到这艰深险阻的研究中去，一定要确定出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当论文最终全部写完之后，他已经快走不动路了。这期间他为论文而占有的文献资料多达一万册，从头到尾，花费了5年的时间。
如果他是名高校的教授，如果他有一个研究院所的支撑，那么，他这篇论文也许不用等那么久才会写出来。但作为一个学术的独行者，他为了获得学术上的认可而必须花费更大的代价。
民间学者何时"修成正果"？
刘庞生在自己的"见解"一文中，曾经谈到他的一段思想历程。在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相关专业教授的指导，并认真学习研究相关领域别的学者的研究论文。对于自己的研究，他自己也不无担忧："我作为一个个人研究者，面对专家学者多年的研究结果，表示出个人的不同意见，是否会犯'不敬'或'班门弄斧'之嫌？若缄默，又担心忧虑权威的错误结论，在没有得到指出纠正之前，很容易当作正确结论被相信、被传播；时间越久，影响越广，危害越深。这种矛盾心理，使我研究一度辍步?quot;
民间学者的重要局限就是，他们没有专业的学术经验，这使得他们在进行学术探索和学科质疑的过程中底气不足，从而犹豫不前。因为正宗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以个体挑战群体势力并非易事。
人文学术界的传统观念是，人们往往将研究者的学历、职称作为衡量其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在对一个学术成果的评审过程中，非正统的声音往往会遭受到来自正统力量的压力，其科研能力受到怀疑。而评审者对于那些来自民间的研究成绩也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
刘庞生曾经于1999年6月，将其《周武王伐纣克殷暨牧野大战时间考》一文的手抄稿转交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希望得到专家的指导。然而在得到了"文稿收到，专家在审阅"的电话通知后，就再没有任何回音。刘希望得到专家指导的愿望没有实现。
这里，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研究者，当其试图通过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审阅向正统学者传递声音的时候，他失败了。正规的科研单位与民间松散的研究群体之间很难达到一个质的沟通。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没有正规的专业培训，没有学术机构认可的学历和职称作为资本，这些民间的个体研究者根本是不入"流"的。他们不能真正走进人文学科研究的圈子。
当刘庞生的研究进行到重要阶段的时候，作为民间学者的独立性研究已经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受研究条件所限，他不能不暂停下来，转而向科研单位寻求资助。
不过，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他是幸运者。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可以看到正统学者和权威对他的深刻影响。宋健曾经在《酬"断代工程"初遂》中鼓励刘庞生的研究说："任何人如果以后发现新的证据，找到了更加准确的结论，现在认识中有不对的就应该改正，这就是科学态度。……不能说上一代人研究过的问题，下一代人不能动。"这无疑是对刘庞生民间学术道路的赞许和肯定。
公理是没有民间、正统之区分的。一切终于向权威和体制靠拢？民间的跋涉者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
这里所反映出的问题实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问：只有在规范体制下的学术研究才是唯一有效的吗？民间学者到底是否能够走上学术的论坛？传统学者与民间学者之间的隔膜能否消除？当民间学术向正统学术靠拢的时候，其原来的个体性质是否已经在丧失？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丧失到底是喜还是忧呢？
民间与传统的隔膜应该被打破。
找寻完成学术理想之路
从刘庞生的历程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1.加强学术体制的内外互动。首先应该加强传统体制下的研究和民间学术研究者之间的内部交流对话。作为弱势群体，民间研究应该得到大力的帮助和扶持。民间学者应该走进学术界的论坛，不能因其缺少学历或者职称的资本而就对其轻易做出否定或者置之不理。民间学者的介入，会为传统学者长期主持的学术界带来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民间学者不拘一格的观察眼光和独特的思考能力，能够弥补传统学界研究模式的固定化形式，从更多新的角度和层面去解决问题，并发现新的课题。
2.民间学者自荐。作为正统的研究机构，毕竟有着民间学者所无法相比的科研条件和雄厚实力。因而应该可以从多方面给予其大力帮助，鼓励其完成研究课题。在交流中双方可以达成互补。以刘庞生为例，他向各个科研单位推荐自己，希望能够以合作的方式，获得这些研究单位的资助。刘迈出的这一步确实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多的民间学者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
3.传统学者和学术评审机构必须革新观念。并不是只有拿到学历和职称的才是真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摈弃这种陈旧观念，主张自由和放松的研究环境。在对民间学者的学术研究进行评价的时候，传统学者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尺度，打破旧有的框架，而不再摆出正统的高姿态。《见解》一文的作者刘庞生不是教授级别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准，却长期被挡在评审的大门外，遭受冷遇，实非学界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