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小城镇文化：概念、功能与类型探讨①
内容摘要：在不断地穿梭于都市与乡村的研究旅途中，在理论思考与实地调查的往返周旋中，在微观细察与宏观审视交替转换中，小城镇，作为一个联系都市与乡村的桥梁与纽带，其文化传播功能，多次进入我的思维中。小城镇文化是一种与行政建制有关同时又是对行政建制框架有所突破的“区域文化”；其功能在于聚合与扩散。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类型探讨。
1998年中共中央将小城镇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出来以后，小城镇发展问题又成为政府职能部门和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纵观目前对小城镇问题的研究，较多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进行讨论，对文化方面的分析较少；多从决策咨询的角度来分析，较少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提升；目光更多地盯在东中部，较少涉及西部；提供的更多的是汉族居住区，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涉及较少；多为静态分析，较少进行动态分析，多从外部进行考察，较少从内部进行分析，等等。
2000年12月，云南省委正式下发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作为指导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01年12月，云南省第七次党代会再次确认，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1](序p2)
2003年，从云南省委领导到各相关社会行业，“文化产业”又成为一个各种政府文件、地方新闻媒体以及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士讨论、议论较多的一个名词。
小城镇、文化建设，看似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论题，但无论是在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把这两个论题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已经不再是学理价值乏善可陈和缺乏现实意义的纸上谈兵。
“小城镇”如何界定？
“小城镇”作为一个实践概念，更多地是从行政建制意义上来使用的，指的是建制镇。并从行政建制的名称上明确区分出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如果简单地从建制镇的角度来使用“小城镇”的概念，在很多以建制镇名称命名的“小城镇”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融入了上一行政级别所所处的“都市”范畴，因此这样的小城镇文化，与都市文化已经很难划出清楚的界限。因此，我在这里对于云南小城镇文化的考察，所说的“小城镇”，不能简单地从行政建制的角度来理解。或许从以下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理与合情的界定思路。
人们现在谈论“小城镇”问题，不可避免地都会提到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教授近20年辛勤开拓的领域，是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2]
从学理层面来探讨，在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小城镇”应当归在城、乡的哪一边？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可以考虑称“集镇”。群众语言中有传统的分层模式，那就是“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有人看到现在所谓“小城镇”里还存在着和群众语言相适应的层次，所以主张用“城镇”、“乡镇”、“村镇”来区别。费孝通先生把小城镇界定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中心，那么他倡导小城镇建设就意味着强调农村城镇化。[2]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界定，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其中可以折射出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一面，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话语实践。从中也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社会研究的一种视角。
王若先生在《云南小城镇经济》一书中结合云南的发展实际对小城镇做过这样的界定
小城镇，就云南省的情况而言，指的是非农业人口在2000以上20万以下的县级市、县城、县属镇、乡属镇四个层次。[3]
这样一种划分主要是从行政建制的设置角度进行的，其好处在于从云南实际出发，提供一种直观认识，便于明确对象，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把这些具体对象孤立起来进行考察，忽略了对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变化背景的考察。
因此，我认为，从文化建设的思路上来理解，对于“小城镇”的界定，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入手：从行政建制来看，它包括县（县级市，不包括县级区）政府所在地（一般都是镇）、镇、乡以及村中具有较为浓郁的地域特点及发展潜力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建制镇名称上规定着的地方；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在国家对商业网点进行统一布局的格局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一般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市场化发展发展需求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心之外出现了新的经济中心。如定期集市。②文化活动一般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共生的，在以往对于小城镇研究中，这方面的问题鲜有涉及，即便涉及，也是从为政治、经济服务的角度顺带提及，一般很少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对小城镇进行考察。同传统的经济中心的布局一样，文化机构的设置也是以行政建制为中心进行的，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出于发展以旅游龙头的产业模式培养中，文化往往是作为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进行建设与塑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小城镇文化建设可以借鉴旅游学中景区、景点的思路，而不是简单地从行政建制的意义上来理解。
同时，这样的思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不是这一行政建制名称的行政区盲目地为争取建制镇一哄而上。③
云南小城镇文化：一个区域文化概念
在费孝通先生晚年对于中国社会小城镇问题的研究中，使用了“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这是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过，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2]
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来思考小城镇的文化问题，不能说是完全机械的套用，我们可以导出“区域文化”这样的概念。对于小城镇文化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点上来认识，而是要从面上来把握。
应该说，“区域文化”是一个比小城镇文化含盖面更为广泛的概念，但是从小城镇文化所走的路子来看，其实质也是一种“区域文化”。在以小城镇文化为具体内涵的“区域文化”的营造中，就云南的情况来看，往往是从一些非行政建制的文化单元中获得了某种更为广泛的“区域文化”特征。如说到丽江，人们会想到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说到迪庆，人们会想到香格里拉；说到大理，人们会想到白族文化；说到红河，人们会想到哈尼族文化；说到楚雄，人们自然会想到彝族文化；说到西双版纳，人们自然会想到傣族文化……所有这些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表现出的文化特，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从一种行政建制意义上获得文化特征的“区域文化”，强化行政建制上的垄断性。虽然从地方行政主管的角度来看，在行政建制下的“区域文化”能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直接的源动力，并且行政建制上的各级行政部门也曾为这一区域形象的塑造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心力。但是这样的发展思路所导致的为某些名称与说法的争论不休而耗费巨大财力的情况也并非鲜见。④
这里所说的“区域文化”，是与我在前一部分里所界定的“小城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一部分的论述框定了一个地理与行政上的范围，后一部分则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提出从文化特征的角度出发，在有些问题上不必过多拘泥与行政建制的条块分割，同一特征的“区域文化”可以突破行政建制的划分，进行有机组合。
聚合与扩散：小城镇文化传播的功能
如同从行政建制角度理解着的小城镇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功能，从文化分析上的小城镇在文化传播中也处于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从文化传播的功能角度来考察，一是文化的聚合，二是文化的扩散。所谓聚合和扩散，无论是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城市，都市双向的。而小城镇，正是处于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聚合扩散的交汇点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聚合与扩散，正是小城镇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
所谓聚合，即汇集、整合之意。在聚合过程中，并非是一种机械的组合，在此过程中，文化从形态到内涵会发生改变。从流向上来看，如果是从农村流向都市，文化要经过相应的包装，使其具有某种都市化的外表；如果是从都市流向农村，文化同样要经过某种去都市化过程，使其适合农村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由于其特殊的枢纽地位，无论是迎合都市化的包装还是去都市化，都担当着重要的转换功能。无论是对于都市文化，还是农村文化，小城镇都市一个重要的实践环节。
宾馆是一种典型的都市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云南各地的小城镇都建起了宾馆，从旅游基础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硬指标。小城镇建起的各类宾馆，几乎无一例外地从都市宾馆酒店建设中寻找到一个模本，从外观到内部设施都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是，在云南很多小城镇的宾馆里，对于习惯了都市标准的人来说，很难对这些表面上俱全的设施感到完全的满意，或者说是合乎都市人的标准。我经常穿梭于都市和乡村之间，有几次，带着几个村子里的人到县城，住到县城的宾馆里，他们对里面的设施的具全赞不绝口。在没有太多都市生活经历的人们的眼里，宾馆就是都市的代名词，小城镇人的生活就是他们可以经常体会到的都市生活。前些年读詹姆斯的《消失的地平线》，最深的感受是把一种典型的都市生活几乎毫无改变地移到乡野，作为一种幻象，未尝不可，但是其中生搬硬套的移植，却与生活中的现实逻辑相去甚远。我惊叹作者的想象力，但是我始终对这种生硬的移植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是一种都市文化流向乡村的例子。
从另外一个流向来看，乡村文化在进入都市之前，为迎合都市人的品味所做的包装也是十分明显的。
居住在云南贡山独龙江的独龙族有一种传统的民族节日，叫“卡锵哇”，原来是独龙族群众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其本意是祭鬼。由于解放后在屡次的禁止迷信活动的政治运动后已经绝迹了。前两年在独龙江做调查，听当地的政府领导说要恢复“卡锵哇”，独龙江乡把每年1月10日规定为“卡锵哇”节，这一天，当地机关单位放假半天。当地群众对这种完全脱胎于他们生活实践中的“现代节日”并无太多的认识和体会。像这样出于旅游发展的需要而包装起来具有某种现代色彩的乡村生活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并不鲜见。更有甚者，就是在现代都市中建起各种具有少数民族某些原生态意味的“村子”，此举作为某种“名片”性质的东西，无可厚非，但要究其真实的文化内涵，似乎是徒劳。
似乎以上所举的都不是完全正面的例子，在文化的上下流向过程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不完全正面的例子，都是存在的。
聚合只是小城镇在文化传播中功能的一个方面，聚合的结果是扩散，否则，小城镇文化传播的功能就不能完全体现。
在小城镇文化扩散的过程中，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除此以外，还有市场、人口流动等等。就当代传媒文化的扩散过程来看，小城镇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前些年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卡拉OK、录像等，从都市经由小城镇进入农村，而现在的情况是在都市里已经很少见到（或者说早已改朝换代了），但是在小城镇以下的地区，不少地区还才赶上这一流行趋势不久，还未看出衰退的迹象。
如果说完全意义上的都市文化或乡村文化在经过小城镇的聚合之后已经发生了某种形态到内涵的改变，那么，在从小城镇向上或向下的扩散过程中，这种变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着。
长期生活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的人，对于都市文化的很多方面，绝大多数是从小城镇获得的。⑤
目前的城市流行中，有某种乡村化的倾向，最近几年在云南各地跑，看到、听到不少地州县的熟人住着自己单独建盖的房子，在大都市里的别墅并无二致，如果说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住别墅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种奢望，那么得风气之先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小城镇则走到了大都市的前面。但是细究这种居住形态，原型应该是在乡村。在看当下都市里的某些流行趋势，正如一段乡下人的戏言所说：“我们穿麻布时，他们穿的确良；我们好不容易穿上了的确良，他们又改穿麻布”。都市与乡村，都市往往引导着流行趋势，但究其文化的真正内涵，似乎并无城乡之别。
云南小城镇文化：一个类型学的思考
就云南形象而言，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所谓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而言，则是多元一体。远古的历史暂且不论，就最近四、五十年云南给外人的印象，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蝴蝶泉边的大理三月、表征着阿诗玛化身的路南石林，以及今年对外宣传中已经产生明显效应的泸沽湖母系文化、元阳梯田文化、丽江古城（或纳西古乐）、香格里拉等等。所有这些，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小城镇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现代旅游发展规划中，以小城镇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化”都是具体的落脚点。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以小城镇文化为龙头的“区域文化”在云南省范围内，同样存在一个文化类型学的意义。从文化类型学的意义上来考察，民族文化就显得过于笼统。如果说在整个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民族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类型的话，那么具体到云南的区域文化而言，民族文化的表述具有整合性，但却不够具体。因此，如果把云南“区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就必须对这一“区域文化”再进行类型划分。这样的划分，对于研究云南“区域文化”更具现实意义。以下是我对此问题思考的一种尝试。
（一）原生态文化 就云南目前的小城镇文化而言，应该说并不存在传统文化的原生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城镇文化正是作为传统文化原生态内容的一种对立面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小城镇文化，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而是一个更小范围的“区域文化”概念，因此，在一种“区域文化”的视野中的小城镇文化，是包含着某种传统文化原生态内容的。在目前对于小城镇文化的建设中，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内容也是各专管部门、专家、领导热衷于发掘的一个诉求点。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目前还居住着一群几乎都是新中国建立前出生的文面妇女，这样一种具有某种传统文化表征意义的文化特征是目前国内绝无仅有的。这一文化特征自然成了当地“区域文化”建设和对外宣传的一个重点。位于文山州广南县境内的坝美，听说也是一个具有某种典型传统文化原生态意味的地方，目前也正处于旅游开发的热卖之中。在这一文化类型中，如独龙江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由于其民族原生态文化在强大的现代都市文化、传媒文化的冲击下正在迅速消失，这样的文化类型，不仅在云南省内是少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也属少见。因此，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在常规的保护和开发思路下无法到达理想的目的时，对于这样十分特殊的区域，是否可以考虑建立“文化生态特区”，探索开发、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结合的做法？
（二）自然生态文化 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的很多文化建设项目中具有为数不少的以自然生态文化为依托的内容。俗话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澄江抚仙湖，大理的苍山、洱海，丽江玉龙雪山，怒江峡谷，香格里拉的碧塔海，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建水燕子洞，弥勒白龙洞，等等，都市对自然生态自然的一种直接包装与利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是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的，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要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三）历史文化 小城镇文化内容中的历史文化内容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它像一幅穿越时间隧道的画面，为当代人展示着当地先辈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云南各地，也有不少小城镇是以历史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突破点的。从类型学的观点来看，具有较为典型的历史文化类型的特征。如建水古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剑川石宝山、沧源壁画、禄丰恐龙，等等，这其中甚至也包含了较为丰富了民俗学内容，如大理三月街、大姚昙华的插花节、剑川石宝山歌会，以及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现代意义上的传统节日，如阔时节、开斋节、木脑纵歌、泼水节、长街宴等。
（四）现代工业文化 在谈论云南小城镇文化建设问题时，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文化等内容谈论较多，而较少谈论现代工业文化方面的内容。云南虽然在这方面的特点并不显著，但是从目前云南小城镇文化类型的角度来考察，这方面内容不应该被忽略。以玉溪红塔区、弥勒红河烟厂工业园区、昆明安宁市、昆明东川区、会泽、兰坪、个旧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类型的小城镇，正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小城镇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小城镇文化，舒适与和谐的氛围营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小城镇，曾经给我们留下过许多美好的记忆，在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期，一种源于小城镇氛围的思考，还残存在某些那个时代思想家那里。近100年前在美国社会处于高速的工业化与都市化进程中的时候，以芝加哥学派的几个早期代表人物——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思想深处已经流露出某种对于小城镇氛围的眷恋。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4](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4](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
这种小城镇特有的氛围或许是小城镇文化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或许这也是小城镇文化最具人本主义色彩的方面。
参考文献：
[1]张德文，纳麒.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2002－200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2]宋林飞.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pp11－18.
[3]王若.云南小城镇经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作者信息：郭建斌（1969—），男，传播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650091）
李红云（1970－），女，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650091）。
① 本研究为“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项目”（2003年“青年项目”）。
② 在云南各地，确定集市日期的方法很多，在昆明附近的大普及，是每月逢3、8的日子开集，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普洱等一带，有按生肖属相进行推算的，叫“鼠马街”等，即属鼠、属马的日子开集。现在各乡镇的集市，也都按星期来计算，以普洱县勐先乡为例，逢星期三是“勐先街”（赶集地点在乡政府所在地），逢星期五是“草皮街”（“草皮街”也是地名，草皮街距勐先街约为6公里），逢星期天是先德街（先德是勐先乡最南的一个村委会，距勐先街大约14公里）。从当地的情况来看，除了乡政府所在地是固定集市地点外，大约每隔六、七公里，就有一个定期开市的集镇。此外，如昆明市呈贡斗南村，从建制镇的角度理解，它达不到要求，但是从其以花卉交易为主的特色专业市场的角度出发，则是具备小城镇文化建设的基础、特色和优势。
③在2000年6月1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００］１１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在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支持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比较明显的小城镇加快发展。要严格限制新建制镇的审批。
④ 在云南，近些年中，有过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如几年前迪庆、丽江、怒江三地之间关于“香格里拉”名称的争夺；关于“普洱茶”名称的争夺。等等。
⑤ 我于2001年至2002年在独龙江调查，房东家里有电视机和录象机。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县城，他曾多次向我说起要找机会去一趟县城，除了采购一些家用物品，还有买一些新的VCD碟片。在此期间，我还实际调查过当地人的活动范围，三分之二以上的当地人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过本县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