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一书中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指出建国初期的农村集体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非农业生产自身的需求，而是国家工业化的需求。为了进行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政府强制性地在农村建立了这种能够相对成功地直接获取农业剩余的制度以及相应的组织载体”（第141页），因为在朝鲜战争和西方封锁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没有其他的选择”（第145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有这样的叙述“首先应当承认，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上卷，第281页），因此，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只针对城市的粮油供应、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国家工业化的推进不仅没能导致就业结构的同步调整和城市化发展，而且为了维持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城市大工业，国家又不得不建立一套具体的、排斥所有农村人口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这就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第226页），相关论述在《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5月）和《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也可以见到。
24 在宁瀛的记录片《希望之旅》（国际基金会支持，DV拍摄）中，记录了每年八月至九月来自四川的农民坐三日两夜火车到宁夏新疆一带当收割棉花的临时工的故事，影片的背景音乐是火车上播放的浪漫轻音乐《致爱丽丝》，而影片的结尾则定格在一个少年茫然地望着窗外的景象，烘托出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又似乎充满“希望”的情绪。
25 吕新雨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一文中指出“很多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以为‘民工潮’只是80年代后期才出现，但其实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是重演的故事”（第52页），她把“民工潮”追溯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这种说法背后是工业化必然带来农民的非农化或向工人转化，这种历史追溯固然能够把民工潮的问题引向对现代化/工业化的讨论中，但却忽略了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力，尽管吕新雨用这种回溯历史的方式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把农民工叙述为“中国农民的解放，是劳动力从专制中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第53页），《读书》2003年第10期。
26 宋志超编：《民工卫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9月，第14页。
27 葛象贤、屈维英著：《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页。
28 同上，第127页。
29 温铁军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中指出：“从60年起，城市人口‘上山下乡’这种运动现象一直延续。也就是说，每当城市的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量，而城市经济又进入危机和萧条阶段，不能吸纳这些新增人口就业的时候，就会有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的迁移。”http://www.village.org.cn/ReadNews.asp?NewsID=635&newsnameID=20&newsname=温铁军
30 孙立平在《社会转型与农民工流动》的论文中，指出“如果仅仅从‘劳动力的剩余’的角度来解释目前我国这样大规模的民工潮，将导致这样一种理解：流动出来的都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而‘非剩余劳动力’则都留在了农村。也就是说，农民的外出打工，建立在劳动力的‘剩余’与‘非剩余’区分的基础之上。然而，真正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这说明，农民的外出，并不是直接对‘劳动力剩余’这样一种状况的反应”，而孙立平对把“农民工”的出现归结为“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而导致的普遍贫困化”（《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304页）。
31 葛象贤、屈维英著：《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0页。
32 杨湛著：《汹涌民工潮》，广州出版社，1993年6月，第142页。
33 秦晖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341页。
34 吕新雨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中首先质疑了秦晖在什么意义上歪曲了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论述，接着详细论述了“美国式道路”的历史本来面貌，解构了所谓“民主私有化”的神话，因为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金融资本都走在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的前面，“国家与资本的联盟都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正如“对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需求内在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走“美国式道路”或“普鲁士道路”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35 葛象贤、屈维英著：《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页。
36 同上，第2页。
37 同上，第166页。
38 三好将夫在《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一文，指出二战后逐渐兴起的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那些在外资企业打工的廉价劳动力是很难从游动的没有国界和民族身份的跨国企业中获得保障，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由独裁政权统治着，禁止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存在，从而得以保证政治‘稳定’——这是跨国公司大规模介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第194页），因此，三好将夫对后殖民主义/后殖民性进行了很大批判，认为它们成了跨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帮凶（德里克也有类似的观点），无视现实中的压迫和剥削，“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后殖民性’话语，甚至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我们就成为霸权意识形态十足的帮凶，这种意识形态，一如既往，看上去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第510页），《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9 杨湛著：《汹涌民工潮》，广州出版社，1993年6月，“内容提要”。
40 同上，第102页。
41 葛象贤、屈维英著：《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6页。
42 郑念著：《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3月，第103页。
43 戴锦华著：《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21页。
44 戴锦华在《镜像回廊中的民族身份》一文中，对《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作出这样的解读，她认为谢冕、张颐武在《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一书中把片头曲中的“我”和“你”解读为“隐喻式的中西方关系”是一种有趣而敏锐的见地，而把这首歌引申为“无情地揭示了昔日的梦幻和希望的破碎，最好地提供了置身于冷战后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之境遇的表述。透过无情的追问让我们去重估走过的道路”（《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却是歌曲“脱离其电视文本来进行解读”的过度阐释，她认为联系着“整个电视剧对美国梦的重述，我们最多只能在这种‘隐喻式的中美关系’中读出无奈与失望，而不是‘无情的追问’与‘重估’”（《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9－170页），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人在纽约》并没有颠覆或反思“美国梦”，而是重述了“美国梦”。
45 戴锦华著：《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83页。
46 日本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在《脱工业化与性别的重组——90年代的父权体制资本主义》的论文中指出，资本是从差异中产生价值的，诸如城乡的落差、国际间的落差，还有性别的差距，或者说，不断地寻找差异内在于资本的逻辑之中。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1998
47 《像爱上一个人那样爱一份杂志——杂志的拥趸》，《新周刊》，2003年09月02日
48 陈佳著：《文学期刊：转型生死路，有人死去也有人欢歌》，《新京报》2003年12月5日。在《佛山文艺》的征稿广告中也有“《佛山文艺》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也是中国首家文学半月刊，期发行量达40万，并被评为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也被文学期刊界称为‘另类’”，中国投稿热线，http://99girl.tougao.com/info/info.asp?info_id=15758
49 自从1999年末，《佛山文艺》和《打工族》有了网络版，在每一期出版之前，都会设立“封面投票”专栏，参考得票最高的“封面女郎”作为下一期的封面。http://dadao.net
50 谭运长在《打工文学与文学史》一文中，借用农民工与知青类比的修辞方式，认为“二者都是在某种偶然事件下产生的偶然的文学景观，二者都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及与之相关联的特殊的社会群体。”（《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日），文易在《来自<外来妹>的报告》中提到“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一百多年前，美国在西部开发中涌现的西部文学——美国‘打工文学’,曾产生过以杰克·伦敦为代表人物的伟大的作家作品”（《羊城晚报》1992年3月29）。
51 杨宏海整理：《打工文学纵横谈》，《深证作家报》1991年第2期。
52 这三个主题是杨宏海在《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的，花城出版社，2000年5月，第16－18页。
53 关于“劳资矛盾”的修辞，在90年代初中期，往往把这种阶级冲突转换为“‘民族’叙述（外国老板）或‘地域’冲突（港台奸商或城乡差异）”（戴锦华著：《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22页），或者把这个问题法律化，进而归结为对农民工普法以提高他们维权能力，但是在这种法律的权力博弈中农民工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54 张志华参与讨论“外来工”改名问题时写给《打工族》的信，《打工族》，2000年8月（上）
http://dadao.net/htm/gk/dgzgk/htm/105/01.htm
55 分别来自《破产后的千万富翁做起了“破烂王”》（《打工族》，2002年3月上，第4页），《京城富姐：赢了钞票输了爱情》（《打工族》，2002年2月下，第4页）
56 余新春著：《我不是一个病人》，《佛山文艺》，2001年11上，第50页。
57 高昱著：《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49期，第19页。
58 马斗全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真相》一文中指出“当年作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的投毒犯张德才，投毒的真正动机，原来不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是出于报复的目的”、“在家喻户晓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其实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但为了突出‘阶级兄弟’的概念，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均被填作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平陆小报的记者当时最先得悉此事，但请示县委后，有关领导指示不许报道。……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时，太原、晋南的记者们，还有平陆小报的记者，这才猛醒，有人感叹说：还是北京的报纸有水平，‘选择救人角度真妙！’”，从这些“去革命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阶级情谊”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过程，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与此相关的是《山西晚报》在《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近况如何？》（2004年8月17日）的报道中“创维集团发起了以‘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共同富裕’为主题的找寻活动。……该活动将对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健在的农民兄弟进行资助，使已经富裕的兄弟锦上添花，同时与生活拮据的农民兄弟建立长期的帮扶关系，帮助他们掌握致富的本领，为他们的创业提供资助，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种把“阶级兄弟”的历史记忆与“共同富裕”的官方政策耦合在一切的是商业宣传的动机，在革命/阶级话语成功地转化为商业/商品的意识形态时，也成功地宣告了作为建立革命合法性的阶级话语的失效或死亡。
59 高昱著：《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49期，第27页。
60 《真理的追求》中这方面的文章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是否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1991年第4期）、《共产党员不能雇工剥削》（1991年第5期）、《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非完整阶级范畴》（1991年第8期）、《现阶段私营企业主与资产阶级》（1991年第11期）、《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1994年第11期）、《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不是产权改革》（1995年第3期）、《何以要为个人主义“正名”？——读<与总书记谈心>引发的一点思考》（1997年第3期）、《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1997年第3期）、《私营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97年第3期）、《评“老板书记”现象》（1998年第4期）、《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建设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1998年第11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1999年第2期）、《资本家能当劳动模范吗？》（2000年第6期）、《关键在判定私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在私营企业主应否评选劳模问题上分 歧的实质》（2000年第6期）、《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2000年第8期）、《私营企业主不是劳动者吗？——就<真理的追求>杂志载<资本家能当劳模吗？>一文与周新城先生商榷》（2000年第11期）、《私营企业主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2000年第11期）、《再论资本家不能当劳动模范》（2000年第11期）、《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2000年第12期）、《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2000年第12期）、《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2000年第12期）、《资本家不是劳动者》（2000年第12期）、《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2001年第1期）、《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2001年第2期）、《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当劳模当共产党员的调查报告》（2001年第3期）、《资本、劳动及其他——从资本家能否评劳模说开去》、《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2001年第5期）、《我国当前有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2001年第5期）、《“要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2001年第5期）、《开国际玩笑——资本家加入共产党》（2001年第5期）、《现阶段中国阶级阶层分化及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问题的参考资料》（2001年第6期）；《中流》中有《非国有化·民营化·私有化》（2000年第2期）、《话说“老板党员”、“老板书记”》（2000年第7期）、《拒绝为恶霸地主翻案——驳斥<刘文彩真相>的谎言和诡辩》（2000年第7期）、《关于私营业主评劳模问题》（1999年第5期）、《论中国当代资本家》（2001年第1期）、《应该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吗？》（2001年第1期）、《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后果严重》（2001年第1期）、《鼓吹私有化必须受到批评》（2001年第2期）、《走的是条什么路？》（2001年第2期）、《我反对私有化》（2001年第2期）、《私有化急先锋的最终下场》（2001年第2期）、《不可忽视、放弃国有中小企业》（2001年第2期）、《私有化大发展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2001年第3期）、《马恩思想转变还是转变马恩思想？》（2001年第3期）、《清除私营企业主，维护党的纯洁性》（2001年4月）、《把水搅浑意欲何为？——评李君如<需研究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先富起来的人>》（2001年第4期）、《私有化——亡党亡国的祸根》（2001年第5期）。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发表时间上，可以看出关于“私营企业主是不是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资本家能不能当劳模”、“资产阶级能不能入党”、“私有化”的问题是《真理的追求》、《中流》关注的焦点，并且2000年前后达到高潮，使这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叙述与官方叙述偏差过大，并最终导致被停刊，而这些文章的撰稿人多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其中《中流》多刊登读者来信，比如下岗工人表达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念。
61 《今日的包身工——三十一个中原打工妹在石狮的遭遇》这篇文章原载于《妇女生活》1993年第6期，发在《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1期上，而在“工人日报”中也出现《警惕“包身工”问题重现》的文章，2001年9月10日。
62 日本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一书中，专门研究《故乡》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923年被正式编入语文课本之后的阅读史，特别通过教学参考书中对《故乡》的解释、课后练习题的设定以及人们对学习《故乡》的感受等多方面材料，来分别考察中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对《故乡》的不同阐释，进而论证了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或者说藤井从非常细微的历史角落中来发现意识形态书写的痕迹，而且，藤井把不同历史时期中对《故乡》阅读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普通读者/学生实施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询唤功能的战场，具有戏剧性的是学生并非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和老师的解读处于不断地斗争与协调之中，比如对于闰土是不是小偷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不同评价。可以说，藤井从《故乡》的阅读史中读出的微言大义，充分显示了教科书所负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63 朱镕基著：《政府工作报告》，http://news.sohu.com/17/51/news148175117.shtml
64 王小波在《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指出“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在这里，“弱势群体”属于“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当然，联系到王小波杂文的一贯主题，反对“艺术关怀弱势群体”的背后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以老百姓“能不能看懂”作为艺术评价的文艺思想，在对这种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美学原则和批评实践的批判中，王小波确立了文学、艺术的准则，“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具体到文学来说，这里的“强势群体”是指王小波喜欢的杜拉斯、卡尔维诺等作家（有趣的是，这些成了“小资”的必读书目）。《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464页。
65 记者何磊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的采访《朱镕基报告中新名词，弱势群体包括哪些人》，《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7日。
66 孙立平在《“单位制”及其变迁》一文中把“单位制”的讨论放置到社会结构的分析模式中，他把社会结构分为“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个基本的层次，把中国秦汉以来社会制度的变迁叙述为这三个层次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宋代前后，中间层的民间统治精英由士绅－地主集团取代了秦汉社会中的贵族－地主集团，1949年以来的社会制度则呈现为取消了中间层的“国家－民众”，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构中，城市实行“单位制”起“填充国家与个人之间真空状态作用”，农村则用“人民公社”作为其正常运作的基本组织形式，而改革以来，“社会”逐渐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民间统治精英也随之形成，成为国家与民众的中间人。这种宏观视野下的结构模式虽然能大致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变迁，但是却很难阐述结构变迁的历史动力，并非作者没有提供变迁的原因，而是作为叙述框架的“结构”先在地把“历史性”放逐掉了。具体地说，这种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讨论，作为民间统治精英的中间层，或多或少预设着对市民社会的想象，而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叙述不过是这种想象的投射，或者说这种话语的衍生物。在孙立平看来，即使当下中国还没有呈现成熟的市民社会，但这种社会从国家中分离的历史进程起码暗示了市民社会的前奏。《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217—245页。
67 中央电视台时空资讯栏目：《与民工一起舞蹈》，http://www.cctv.com/oriental/skzx/wdjm/20010916/1.html
68 《帝国》一书的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帝国与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提出“新的生产方式：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的概念来解释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特征，“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霸权地位，代之而起出现了‘非物质性劳动’，即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通、关系，甚或情绪反应的劳动”，尽管他们反思说“当我们认为非物质性劳动正趋于占据一个霸权性地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工人生产的主要是非物质性商品”，或者“非物质性生产”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见，这种与传统装配线上的线性关系相比更具有散形网络的“多头和不确定关系”的生产方式，导致“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也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减弱了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也为我们称之为诸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天涯》，2004年第5期，第75－79页。
6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2002年到2005年联合进行一项扶贫计划的研究，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中国民工现象，通过这两个机构对中国7个城市民工现象的研究。
70 高文宁著：《关注民工 明天千名民工上演行为艺术》，《北京晨报》，2003年11月21日。
71 关于“地下电影”和“地下纪录片”的讨论，可参见戴锦华著：《雾中风景》（收入《隐行书写》）、鱼爱源著：《看不见的中国电影——中国地下电影的文化解析》（《上海文学》，2004年第一期）和鱼爱源著：《中国当下的“新记录片运动”》（《犀锐》，2003年第1辑）等文章。
72 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故事》这本杂志里，最早是以“独立影人”的命名来介绍和访谈一些“地下电影”的导演如张元、王小帅等，其他文章包括《夜色撩人：中国当代独立制片电影的小全景和大特写》（崔子恩著，《芙蓉》杂志2001年第2期）、《花之恶——90年以来大陆独立电影的回顾》（张献民著，《新青年DVD手册》第六期，第165页）、《中国当代独立电影简史》（周江林整理）、《独立电影10年记》（程青松、程春著）和《关于中国当代独立制片》（匿名）。
73 戴锦华著：《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32页。
74 参见拙作：《主体身份与影像策略——第六代电影的美学与政治初探》，《今日先锋》第十三期。
75 这些影片的获奖情况如下：《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同时参加2000年山形国际纪录片，《北京弹匠》荣获“新亚洲潮流”项目优秀奖；《希望之旅》获2002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安阳婴儿》入选第5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被法国最大电影杂志《Telerama》评选为2002年度世界优秀电影作品之一（共15部）；《陈墨与美婷》荣获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影评人联盟奖，最佳亚洲电影大奖；《盲井》荣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获得“艺术贡献银熊”奖。
76 郑向虹《张元访谈录》，《电影故事》，1994年5月。
77 戴锦华在《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一文中批评“多数第六代的影片的致命伤在于，他们尚无法在创痛中呈现尽洗矫揉造作的青春痛楚，尚无法扼制一种深切的青春自怜”，《隐行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58—159页。
78 同上，第158页。
79 网友Xzfd在《地下电影拍摄指南》一文中用“不管怎么说，完整地把两个人吃完一碗面条的过程用胶片拍摄下来”来暗指《安阳婴儿》，用“尽可能地避开在公共场合拍摄以及尽可能地少用群众演员，最好就是两个男女主角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就行”来暗指贾樟柯的《小武》等等，2002年08月05日http://ent.163.com/edit/020805/020805_128889.html
80 关于探讨第六代电影与国际电影节关系的文章可以参考戴锦华的《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收入《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和张英进的《神话背后：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读书》，2004年7月）两篇文章。
81 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在北京“流浪”时，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的诞生，这被作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或“独立纪录片”的第一部作品。
82 在种种方式中，除了先锋艺术家依靠海外艺术节“功名成就”外，其他的主要在演艺圈或电视媒体这一在90年代急剧扩张的领域中“发家致富”，比如在赵润田主编的《北漂白皮书——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演艺圈》一书中，讲述了十几个“勇敢者的漂流”历险（武汉出版社，2004年1月），而最近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出版的自传《时刻准备着》中，就记述了自己“漂在北京”的日子，如同书名一样，作者要证明“个人成功”永远都是光顾有准备的人的道理。
83 吴晓东著：《自由迁徙的梦想与贫富分化的代价》，《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1期，第32页。
84 雷静，汪建华著：《自由迁徙的铰链》，《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9、40期合刊，第102页。
85 在朱苏力的《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一文中，认为“孙志刚事件本来是一个严格的法律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并不在于收容遣送制度，而在于由于缺少起码的检查和监督，因此位于这个制度内的一些‘坏人’干了一些这一制度并不允许的恶行”，所以，问题不在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是如何更好地完善制度本身（《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291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废除强制收容遣送之后所带来的大量城市乞讨者，甚至乞讨职业化的问题来说的。
86 2000年夏天，北京大学一位大一女生邱庆枫不幸遇害，在该校BBS中也出现过“外地人该死”的帖子。
87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共同体》中，安德森把“民族主义”的话语的产生机制归结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并把印刷资本主义作为实现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媒介，在其解释为什么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会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前完成民族的想象这一问题时，指出这些出生在殖民地的欧裔收到了母国的排斥，但他们又与土著人/当地人不同，正是在这种被母国他者化和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完成了一种民族身份的想象，形成“共同体”的认同机制来自于一种通过遭遇他者而完成的自我身份的想象，当然，安德森依然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欧裔的海外移民印刷者的作用，这和赛义德的《东方学》中所揭示的西方通过建构一个东方来完成自己想象的情况类似。可以说，差异政治是完成某种身份认同的机制，在不同的情景下，完成认同的资源会有所不同，诸如地域、种族、阶级、性别等都是可以借重的资源，通过它们建构一种内/外的差异，从而确立处于内部的一种身份认同。
88 2003年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为一个有关雷锋的宣传活动而改编经典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创作了《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歌词（徐伟、塘萍重新填词）如下:“1．民工兄弟咱们要牢记，三大纪律八个注意，第一进城证件准备好，万家灯火挣钱有出息。2．第二干活不要耍片儿汤，精神饱满龙口夺粮，第三出工戴好安全帽，爹娘在家盼你平安好。3．三大纪律咱们要做到，八个注意也别忘记了，第一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4．第二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儿了，第三不要老乡泪汪汪，五湖四海大家要帮忙。5．第四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第五不看黄盘和小报儿，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6．第六不要轻信小广告，头疼脑热医院去治疗，第七盖房结婚要用钱，年终算账不要差分毫。7．第八回家早订火车票，小心路上被人掏腰包，一人结扎全家都幸福，新婚快乐戴好避孕套。8．高楼大厦我们双手造，建设国家我们有功劳，民工兄弟条条要做到，自强不息人人才说好。”其中有一些对民工歧视性的语言而引起争论。
89 在孙志刚事件中，这种关于“自由”的叙述更多地来自“自由主义”的学者。
90 孙立平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所说的“断裂”并非指改革前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指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这种断裂来自于经济增长却不能带来社会发展这一新的经济增长逻辑的形成。《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89－91页。
91 翁宝、何江涛著：《神化的王志东和坚硬的新浪》，《南风窗》，2001年7月，第8页。
92 章文著：《警惕“现代奴隶”现象》，《南风窗》，2001年7月，第9页。
93 温铁军在反思“农民人口城市化、城镇化”的文章中经常列举这样一组数字：“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可见，人地矛盾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农业人口绝对剩余的问题也很难在短时期得到缓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根本无法复制西方那种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来完成现代化的道路，也没有西方通过殖民主义来解决工业化的过程产生的剩余人口和资源匮乏的历史条件。参见温铁军著：《解构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和《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5月）的相关论述。
94 这种“自然/科学”对立的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或者说“自然”是近代以来分划出来的概念，以便为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条件。“科学的知识，特别是那些诸如元素、原子、类的进化等抽象的概念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技术展现，逐渐但却是相当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概念。作为一个客观的、可以被掌握的对象的自然逐渐地从那个本然的自然和道德的宇宙中分化出来。”（参见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121页）
95 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10页。
96 温铁军在《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一文中说“假如20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主要的表现为就业问题”，《解构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