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比鲁迅更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实的了。可以说他有三个“深知”。首先是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已经发展到烂熟的中国传统文化，极需输入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以获得新的发展的推动力。其次是深知中国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其力量、生机就在于胸襟的“闳放”，“魄力”的“雄大”，“毫不拘忌”地“取用外来事物”，“自由驱使”，因此，他完全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拿来主义”，宣言“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应该说，前述新概念、新观念的引入，就是这样的“自己来拿”的结果，都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其中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中国现实的变革所极需的思想资源，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鲁迅也成为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之一，这都不是偶然的。但同时，鲁迅又深知，中国根本不具备接受新思想、新制度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势力的可怕，使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染缸”的法力，任何新制度、新思想、新观念、新名词，一到中国，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样的“染缸”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总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因此，在中国，只有成为“符咒”的名词，而无真正的“主义”。鲁迅对这样的变质，这样的玩新名词的“伪士”，极度的敏感，也怀有很高的警惕。因此，他对任何新思想、新名词的
鼓吹者，都要投以怀疑的眼光，听其言，而观其行，绝不轻信。
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与主体性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根基的，独立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自然也就拒绝了一切文化神话：他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固有的“中华中心主义”，大胆吸取西方新文化，同时也拒绝赋予西方文化以至高、至上性与绝对普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他能够在思想发展的起点上，就对“科学”、“民主”、“平等”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提出质疑的最重要的原因。他明确地和那些“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的“维新之士”划清界限，他的“拿来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以“新主人”的姿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自己来拿”，自己作主。而取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利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健全发展。这样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是鲁迅思想最重要的特点，也是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
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统一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鲁迅身上所体现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统一。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不用逻辑范畴表达思想的思想家，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思想不是诉诸概念系统，而是现之于非理性的文学符号和杂文体的喜笑怒骂”。而且不只是文学化的表达，更包含了文学化的思维：鲁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精神现象，一切思想的探讨和困惑，在他那里都会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体验，“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学化的形象、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其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样，鲁迅所要探讨的精神本体的特质与外在文学符号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与统一”。很多人都注意到鲁迅思想及其表达的“丰饶的含混”性的特点，却将其视为鲁迅的局限，这依然是一个可悲的隔膜。
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
但隔膜之外，也有理解。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日本鲁迅研究的前辈丸山升先生近两年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20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2 期）。丸山先生提醒我们注意：在二十一世纪初，人类面临没有经验的空前复杂的众多问题时，“鲁迅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受容而非常宝贵的很多成分”。这提醒很重要，也很及时。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家，一些知识分子正在竭力贬低，消解，以至否定鲁迅的意义与价值。这使我们不禁想起当年郁达夫说过的那句沉重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2006年6月17日——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