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化经济学研究
——许宝强教授：“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
2007年5月17日下午3点，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系列讲座在理科大楼A212举行。本讲邀请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许宝强教授作题为“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的学术讲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文系、传播学院等众多知名教授也出席参与了学术讨论。
许教授开宗明义介绍了这次讲题的两重意义，即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与个人的智性/政治计划。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的表现为商业关系中的“文化”改造越来越多，这存在两个背景：其一，商业关系的“文化”改造是与社会脉络的转变相符合的。随着70年代布诺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后福柯主义弹性生产方式”的普及，房地产、金融等投机经济与宗教经济开始与“文化”接轨。其二，这种“文化”改造与知识论的反思相关。如，各种新兴的知识学科，如经济学的措施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法国后结构主义等文化研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批判。语言学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的转向，如以巴赫金、福科为代表。以及跨学科视野与学术体制的兴起对传统科学体系做出批判。
个人的智性/政治计划表现为从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到对犬儒/民粹主义的文化经济学的批判。许教授以香港社会脉络转变为例，指出香港社会受到犬儒/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识到了反智社会后理性批判的局限。这种文化转变并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许教授反思香港“反世贸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化经济学的理解内涵。
研究“文化经济学”的前提是认识到“经济”与“文化”是两个相互构建的关系。这可以借助一对概念加以理解。“经济”是文化的。因为在谈“经济”前，必须首先把一组经济过程和关系概念化，而且生产和消费过程也需要依赖“意义”（文化）和各种符号作为中介。同时，“文化”也是经济的。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必然需要各种物质和经济的作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文化”是可以“混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经济学的核心界定是许教授对于政治经济学转向到文化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之一，也是许教授在即将出版的与本次讲演同名的著作（《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讲演中，许教授简单解释了核心理论中的数个概念，如表述/呈现，身份/认同，规管，扣连等。
许教授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是研究人们狭义理解的“文化”，而是光以“文化”上的脉络（Context）以及脉络的改造。它可以包括经济学等各种知识学科与知识背景。理论（Theory）则是帮助处理改造和解释“脉络”的途径。关于文化经济学的方法，许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强调差异与多样性的统一，略显单一，而文化经济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即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存在继承和补充。文化经济学视“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为历届政治经济活动的核心，更强调文化的消费与生产。而对文化的机制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机制更可以成为从事文化研究或文化经济研究的必要工具。
讲演结束之际，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等众多华师大知名教授围绕许宝强教授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与“犬儒民粹主义”概念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许宝强教授就香港社会而言指出社会文化脉络的转向仍然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香港社会并非想象中的自由主义泛滥的社会形态，相反，新自由主义有所衰落，更多表现出“犬儒民粹主义”的天堂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