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成果简报
2005年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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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重要学术成果介绍
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
易惠莉：中国绅士研究系列论文四篇
本所所刊《思想与文化》第四辑（杨国荣主编）
本所“思与文”系列演讲录《丽娃河畔论思想》（许纪霖、刘擎编）
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论文集）
成果统计
成果目录
著作类
论文类
重大课题进展情况
重要学术成果介绍
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2005年2月，杨国荣教授学术专著《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沉思哲学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全书以中西哲学的思维历程为背景，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互融、互渗、统一的视域出发，通过具体地考察存在的价值之维、认识、存在与智慧、存在与方法、语言的形而上意蕴、美的本体论意义、道德与存在、日常存在与终极关切、形上视域中的自由等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在揭示哲学的不同视域之间的相关性的同时，深入地展示其共同的基础——对真实存在的追问与把握，澄明存在本身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意蕴，凸显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
在本体论的论域，“存在是什么”与“人是什么”这两重追问本质上难以分离；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存在之成为问题，是以人的“出场”为前提的。本体论论域中的存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与人化的存在或人与人的世界。人在本体论中之所以具有本源性，首先在于本体论本身是人对存在的自我探问，而后者本质上又与意义的追寻相联系。它涉及是什么的追问，也关联着应该如何的问题；它以宇宙人生的终极性原理为内容，也兼涵真、善、美等不同的价值向度。本体论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存在的思辨构造，而是存在的敞开、澄明与改变。
以存在的统一形态为指向，本体论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哲学的内在精神。作为智慧之思，哲学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主要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本体论既致力于回归存在的统一，又联结了智慧之思的不同向度，从而在双重意义上体现了哲学以求“通”为指向的内在特征。通过澄明存在之维的本源性以及它在真、善、美或认识、价值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本体论既融合了不同的哲学视域，也作为智慧的追求而指向存在的真实形态。
在本源的意义上，存在的具体性涉及存在与价值的关系。本体论的问题最终关联着人是什么的问题。后者不仅仅以理解人本身为指向，而且蕴含着以人的视域理解存在。从人的视域考察存在，问题便不仅限于“是什么”，而且涉及“意味着什么”以及“应当成为什么”。一般而言，“是什么”关注的首先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意味着什么”追问的是事物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应当成为什么”则以是否应该及如何实现事物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为指向，后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关联着价值的领域。“是什么”与“意味着什么”及“应当成为什么”都可以看作是作为存在者的人对存在本身的追问，而上述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则展示了存在与价值的联系。
分开来看，在“是什么”这一层面，问题更多地涉及认识论。认识过程在逻辑上以所知与能知的区分为前提。所知既是为我之物，又具有自在性；前者（为我之维）展示了所知与能知之间的联系，后者（自在之维）则确证了其实在性。作为自在与为我的统一，所知包含着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使通过理性的方式把握事物及其关系成为可能。实在性与秩序性的确认，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性质，而这种确认同时又构成了认识过程的逻辑出发点。认识所涉及的能知与所知、知识与人的存在等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认识关系的这种双重性，既为能知与所知的沟通提供了可能，又使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在认识的本源处得到了落实。
以化知识为能知为形式，“知”首先融入于人的存在过程，并在不同的层面改变着人的存在；以所知为对象的知识与形而上的智慧彼此互动，经验世界的理解和性与天道的领悟相辅相成，通过这一过程，人们既不断敞开真实的存在（具体存在），也逐渐地提升自身的存在境域。知识与存在的如上统一，同时也展示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
广义的认识过程不仅追问“什么”（什么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关联着“如何”（如何达到这种存在），后者进一步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作为当然之则，方法既以现实之道为根据，又规范现实本身。从逻辑的法则、想象与直觉，到具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及作为概念系统的理论，方法在不同的层面内含着本体论的根据：作为达到真理的手段，方法并非仅仅表现为人的自我立法，它在本质上植根于存在。在敞开世界的过程中，方法与存在、当然与实然展示了其内在的统一性。
就人自身的“在”而言，方法往往涉及理解或解释。理解既是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又是这种方式具体运用的过程；思维的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行动的方式（the way of doing）与存在的方式（the way of being）相互交融。以此为本体论前提，对象世界的敞开、变革与人自身存在境域的提升本质上也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敞开与理解存在的过程，离不开语言。语言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一开始便与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历史地看，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很早已进入哲学的论域，先秦哲学的名实之辨，以不同的方式涉及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以名指物”与“以名喻道”的统一。“以名指物”，关乎语言与经验对象的关系，“以名喻道”则涉及语言与形而上原理的关系作为语言（名言）与存在联系的二重方式，以名指物和以名喻道分别展示了言说经验对象与言说形上之域的不同特点。语言同时又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它以人的存在为本源，同时又制约着人的存在本身。
认识、方法以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更多地指向真实的存在。存在的现实形态同时内含价值之维，就广义而言，“真”的追求无疑也具有价值的意义，认识、理解等过程与人自身存在的联系，已表明了这一点，但价值的规定不仅仅体现于“真”，它总是同时展开于美、善等向度。从形而上的维度看，审美活动在表现主体本质力量的同时，也展示了存在的图景，后者亦可看作是审美之域的存在秩序或审美秩序。与“判天地之美”相对，审美秩序首先显现了存在的整体性、统一性，后者既表现为审美对象的整合，也展开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互融、互动；相应于形象的、感性的观照方式，个体性、变异性、多样性在审美秩序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而理念与具体形象的统一，也使审美的秩序不同于形式化的逻辑秩序与最终还原为数学模型的科学图景；在化本然之物为审美对象的同时，审美的观照又“让对象自由独立的存在”，审美秩序则相应地既内含人化规定，又有其自在之维。
作为审美关系中的存在规定，美不仅表现为对象的自在属性，而且也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后者内在地蕴含着对存在完美性的追求。所谓完美，既以对象自身的规定和本质为根据，也表现为合乎主体的价值理想；在此意义上，完美与完善呈现内在的一致性。就人自身的存在而言，审美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人自身的整合及多方面发展而走向完美的存在。
作为审美理想的体现，人的完美在道德领域进一步引向“善”或完善。作为道德的具体内容，善的理想与善的现实总是指向人自身的存在，并通过制约内在人格、行为方式、道德秩序等，具体地参与社会领域中真实世界的建构。这样，以人的存在为指向，道德也改变、影响着存在本身，道德与人之“在”的以上联系，同时也展示了其形而上的意义。
相对于一般的伦理关系，道德情景更多地表现了人“在”世过程的个体性或特定性品格。如果说，伦理关系主要从普遍的层面展示了道德与社会存在的相关性，那么，道德情景则在特殊的存在境域上，体现了同样的关系，社会领域的存在对道德的如上制约，同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道德的本体论根据。
价值理想（包括真善美）的实现过程，离不开日常的生活实践。广而言之，人自身之“在”，首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离开了日常生活，人的其他一切活动便无从展开。从人的存在这一层面看，日常生活首先在生命价值的确证和维护等方面展示了存在的本源性；作为人“在”世的原初形态，日常生活不仅从本源的层面确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且以主体间的交往行动扬弃了对人的工具性规定；通过接受传统、习俗、常识等的调节，日常生活也从一个方面参与并担保了文化的延续；以直接性、本源性为存在形态，日常生活既使个体不断融入这个世界并获得对世界的认同感，又为个体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实在感、真切感提供了根据；在总体上，较之科学的存在图景，日常生活更多地呈现未分化或原初的统一性。作为人“在”世的形态，日常生活的上述特点无疑展示了其积极的或正面的意义。
然而，作为个体的再生产所以可能的前提，日常生活具有自在和既成的性质，这种自在性、既成性，使接受已有的存在形态、因循常人的行为模式成为主导的方面，与之相联系的是非反思的趋向和从众的定势，它在消解个体性的同时，也使存在意义的自我追问失去了前提。作为自在性与既成性的展开，社会关系和实践领域中的角色定位与观念层面的思不出位，进一步形成了对日常生活个体的多重限定，后者在悬置对存在意义反思的同时，也似乎趋向于抑制了人的自由发展。日常生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将其理想化、完美化。
按其实质，日常生活不仅包括个体所处的实际境域或境遇，而且表现为个体存在的方式，在后一意义上，日常生活或日常存在往往与终极关切相对。以人“在”世的现实过程为视域，“终极”首先相对于既成或当下的存在形态而言，“关切”则与“日用而不知”的自在性形成某种对照；在这一论域中，所谓终极关切，可以看作是对存在意义的本源性追问。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存在的终极性既非体现于这个世界之外，也非指向这个世界之后；终极的存在即作为整体并以自身为原因的具体存在或这个世界，通过对本然、自在的统一形态以及分化的世界图景的双重扬弃，终极关切同时赋予统一性的重建以回归这个世界的意义。作为人“在”世的二重形态，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展示了存在的不同维度。二者的如上关系，同时又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在有限中达到无限、从自在走向自为。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切的如上关系进一步表明，本体论所展示的，本质上是人的视域。以存在为关注之点，本体论总是指向人自身之“在”，后者在个体与类的层面都以自由为理想之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自由本身也具有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意义。
自由的历史走向既涉及对象世界，也关联着人自身，对象世界的存在与人自身之“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肯定性与否定性、实然与应然在走向自由的过程中相即而非相分。以“必需”和“外在目的”的扬弃为前提，人的解放与人的自我实现、人向自身的回归与人格之境的提升赋予自由的历程以价值的内容。在人的存在境域的如上深化与展开中，本体论进一步展示了其深沉的内涵。
可以看到，从存在与价值关系的辨析，到自由之境的诠释，存在本身展示了其多重维度和意蕴，世界之“在”不断呈现了与人之“在”的内在关联。与认识、审美、道德的本体论之维的敞开相应，真、善、美的统一获得了形而上的根据，而存在本身的具体性、真实性则不断得到确证。另一方面，以真实的存在为指向，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也不再横亘壁垒与界限：作为把握世界的相关进路与视域，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等更多地呈现互融、互渗的一面。这里既可以看到存在本身的统一性，也不难注意到把握现在的方式及形态之间的统一性；以存在的具体性与真实性的如上澄明为进路，本体论同时也在二重意义上突现了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4月增订版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增订版）2005年4月第一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5万字。该书是中国学者写作的第一部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其内容包括唐元景教在中国各地的石刻、壁画和寺院建筑，元代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在北京、扬州、泉州等地的教堂和石刻遗存；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宗教画,他们在澳门和北京等地所作的油画,以及在中国刻印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木刻版画,耶稣会士画家在中国宫廷的艺术活动以及西方透视法的东传;明清时期澳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古老的教会建筑，包括教堂、会院、炮台、墓地及其中的壁画等等。该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考察和拍摄，作者力图有系统地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并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该书，可以了解西方传教士艺术家和中国基督徒的独特手艺以及西方宗教在中国的演变，这种融合和东西方艺术特点的作品既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世界基督宗教艺术史的组成部分。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现代性（现代化）的总体叙事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意底牢结”)，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在现代中国就是通过它来体验自身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宿命。无疑，对存在的历史沉思不能回避这一意识形态。更何况，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的要求，在今日，已经更为迫切。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性意识已经为进一步的自我反思与自我理解提供了资源。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它的展开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表现为，在肯定现代性的正当性、呼唤现代性的同时，又质疑、诘难甚至反抗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质疑、诘难与反抗无疑也是中国现代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希望在这种困境意识中理解中国现代性，从而思考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不是去发明或者遵循某种理论学说作为治疗的药物，而是要理解这个危机自身的特性。这个危机的特性，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现代性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密切相关，在告别了传统中国之后，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之为它自身的特性，就是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内涵。因此，中国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它不完全是通过市场经济秩序、自由民主社会、个人主义等与西方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征来界定自身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性这个概念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以西方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扩散的运动，当它达到中国，并在中国现代性意识中敞开自身的时候，对作为存在历史运动的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成为它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说，对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而理解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也为对现代性命运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中国现代的危机特性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这就是与“现代中国”这一观念意识相应的世界－历史图像、个人认同与道德书写，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了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而后者正是现代精神生活中愈来愈深重的危机。
中国的现代性是通过作为主义话语与世界观特性的科学，而确立其合法性的。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后者既是确立现代社会分工、知识生产、教育制度的根据，又是平民化社会以及个人独立的基础，然而，科学所带来的合法性是确立在知识的秩序而不是存在的秩序之上的，这就使得“世界观”（世界图像）成为现代的根本特征，它意味着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观看”，特别是“众所同认”（也就是作为“公理”）的世界图像，才是人生在世的总体性依据。通过知识的秩序与人的观看，世界被设置为等待着人去加工、等待着人去赋予其意义的物质性的材料（matter）或事实（fact），科学所体现的文化类型恰恰是把事物设定为物质或事实的程式。这样一来，世界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也就是平面的、没有深度的物质积聚或事实的集合。与此相应，人在“世界观”中被设置为意义的授予者，或物质材料的加工者，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把人设定为创造者、生产者成为现代世界观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劳动（labor）本身在现代则成为价值获取的根本途径。然而，当世界本身成了价值层面上的深渊或容器的时候，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相互遭遇已经内在开启，而人在世界（事物）面前的主体位格的形成又根源于神教（章太炎语）传统中上帝形象在人身上的移植，这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与宗教性（神教）人文之间复杂的关联，而现代创造价值在这种关联中有其根源。不仅如此，创造本身还必须通过与现有存在的决裂来达成，所以创造的现代性态度中关联着革命的要求，而革命本身又是中国式虚无主义展开自身的方式。
既然世界的观看是在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所以，不是世界观，而是社会及其历史观，才是它的真正来源。从逻辑上看，现代世界观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经验，无论是国家的集合，还是物质的聚集，都仅仅具有空间性的意义，而在古典的“世界”理解中，“世”对应着时间，“界”则指空间，当汉语用“在世”与“去世”等来表达人的存在的世界性时，受到关注的更多的则是时间，而不是空间。而在现代世界观，“世－界”发生了分离，时间不再是世界的实在本身，而是变成了其存在的属性。这一分离折射的人文信息，在本质上就是介入世界的方式与介入历史的方式之间的分离，这也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被区分开来的深层根据。历史地看，晚清以来“诸种世界观”的复兴，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终结，从“世界观”向“历史观”的转变，成了中国现代性意识演变的轨迹。也正是在历史观中，才真正触及现代性的正当性问题。现代性的正当性奠基于进步－进化的价值观念以及它所衍生的历史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正如章太炎所揭示的那样，本质上是“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它把人类活动引入到先进－落后或者文野之辨的逻辑中，一方面它鼓吹征伐－扩张－战争－竞争的现代性态度，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逻辑的法则替代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两点都成为遮蔽存在者自性的方式。而朝向所谓先进文化的过程，与朝向某种逻辑法则构建出来的未来图像，这两种集体性的生存态度相互结合，使得存在的自性无所容身。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及其进步逻辑与历史主义态度中难以摆脱的梦魇。正如在现代世界观中，世界本身退隐了，而现代的历史观也成了放逐历史的方式，因为，历史过程生发出来的历史意识被立足于某种逻辑出发点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所构筑的历史观替代了。
对于世界的观看，是在社会及其历史中展开的，然而，在现代，社会历史又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被政治化、不断被卷入到政治之中的过程，因此，对于现代历史图像的深入考察，把我们引向了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秩序的本性与政治生活的德性在科学主义所包围的现代，都被纳入到观念的层面来理解，主义话语成为现代政治传统中位居底层的东西，它一方面利用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通过服从与信仰的宗教德性，把政治生活引向抽象名词建立起来的语言图像中。这一方面导致了主义话语中启蒙态度与信仰德性的紧张，另一方面又以政治的理念遮蔽了政治存在以及个人的日常政治感觉，于是，政治生活的道路在现代中国不是求助于主义乌托邦，就是转向政治试验的态度，而这两者都内含着无视个人的当下存在及其日常生活的巨大风险，以至于使得政治生活成为脱离了具体的个人而展开的话语政治工程。
在这一工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则是现代最为强大的符号框架，只不过这一符号是通过个人的认同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在从传统的文化中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古典的以“自然的个人”（杜亚泉语）为中心的秩序也相应地转化为以群体为中心的秩序。现代性作为“生产集体性的途径”（杰姆逊语），它把“集体的能力”的培育中心化，这就使得认同或同一性（identity）的问题成为必要。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问题不是以个人主义为第一原理，相反，它始终围绕着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群体秩序，因此，“国民认同”构成了自我认同的最初形式。由于没有公民（市民）思想传统的支撑，现代中国的“国民认同”一再成为把个人直接纳入国家体系，成为直接把个人交付给国家来使用的方式，由此，民族国家的总体性筹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侵占个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方式。而且，通过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对立而确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毕竟是外铄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它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未成熟状态，它不可能把个人自由空间的开拓，作为自身的目的，相反，在其民族帝国主义的形式中，在通过国家图腾而把个人卷入到它的逻辑的文化政治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些都意味着民族国家神话的危机。从“根基论”的民族国家神话到“想象性”、临时性的有限“共同体”的转变，构成了章太炎国家批判的指向。这一批判确立了后来为梁漱溟所重新提起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格究竟是通过它的文化风格，还是通过民族国家的神话来达成呢？民族国家的意识危机导致了对认同的重新考虑，以“世界人”、“世界公民”与“人类”这些词语所表达的认同形式，得到了认可，它与临时性的民族国家概念相互妥协，遂生成了“世界主义的国家”的概念，使得自我的国家认同问题被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视野中。问题是，这种认同方式虽然摆脱了国家的象征符号对个人的利用，但同时又把具体的个人纳入到抽象的类存在中，具体的个人成了类的主体。
国民认同与类的认同，都是集体认同的不同模式，它们一方面以政治化的方式，一方面以“公理”意识形态的方式，成为侵占个人及其日常生活的主导叙事。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话语，于是，自我认同被确立在个性的地基上。由于没有公民传统，也即没有地方性共同体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中介，因而，使得在现代中国，社会也成为由国家来推动的一种力量，或者说社会本身成为一种政治的形式，在把地方性机构化为国家的“单位”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中国的个性认同，与西方不同，总是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张中确立自己的性格，从而形成了它的高度抵抗精神。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与退出，立人与立国之间的复杂关联，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循环往复，使得个性认同也最终成为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催生个人的一项工程，而个人概念总是一再地被加以工具性的使用。从更为深远的背景来看，个性认同得以导生的的背景是现代“公理”社会，公众意见成为正当性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个性的确立总是不可避免地以我你之辨的视角为其特点，这就导致了通过与他者（the Others）之间的差异来确立自我之个性的现象，这一现象，一方面根基于在人与人之间获取相互承认的欲望，另一方面又产生于模仿他人欲望的欲望，这两者都把现代的个性（其表现形式是“我性”）更为深刻地引向了佛教意义上的“依他起性”，这就是说，在独立自由的个性话语中隐含着的其实是对他者的依赖，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是现代性的场所逻辑或关系逻辑，具体的个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沦为关系场所中的某一环节。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就不再是个人的自性，它与人的自性之间依然具有深刻的紧张。于是，在现代语境中，人的自性的生成表现为从这种场所逻辑中的解放。可见，无论是哪一种认同形式，集体的，个性的，都将是他向性的，而不是自向性的，都将成为逃离自性与自由的隐喻，这就是当人通过社会及其公理、通过个性的神话来确证自身的现代必然面临着的生存困境。以自尽其心、各正性命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思想与以生产集体性为目标的现代性意识之间究竟能否与如何协调呢？这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它指示着摆脱现代性认同的困境的出路。
现代道德叙述所包含着的问题与他向性的认同密切相关。道德生活不再是自向性的，而是社会规范及其纪律（规训）的一种形式，换言之，道德叙述本身成为一种知识的政治。道德不再是个人的内在要求，不是个人生存中自我雕琢自我的那个维度，而是一种秩序方式。道德上的“好人”形象，从古代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自身的人，到现代公理所认可的好人的形象转变，意味着，在古代作为道德颠覆者的“乡愿”在今日成为道德人格的基本构成因素，而私德与公德的分化本身，就意味着道德所承担的论证功能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古代以“仁爱”为中心词语的道德体系在现代则成为以“正义”为中心语词的道德系统，在古代被视为德性（“有得之性”）的颠覆者的惯性（“不得之性”）在今日成了道德生活的形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现代道德叙述的困境，它不再遭遇到个人的具体的德性，而是把个人纳入到社会运行的惯性法则之中。
从世界－历史图像到个人认同，再到道德书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以避免的存在历史运动过程，这就是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展开。与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等所揭示的欧洲虚无主义不同，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有其自身的特性。这一特性与中国文化自其轴心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民族”的精神特性的退隐有关，与这一精神特性退隐同时存在的，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及其历史理解，一再地被放置在“宗教民族”与“理论民族”（科学与哲学的精神特性所生成的民族特性）所意味着的精神方向上，它拒绝将现代中国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以历史的方式加以历史化，相反，而是不断地在概念性的空言与独断性的信仰中变成神话。以至于，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便不得不通过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宗教的终极性超越的自身否定运动来经验自身。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总是建造关于终极者的文化想象，而理论民族的精神特性又把这种终极性还原为世俗的范畴决定论、无神的宗教性。二者合谋的结果是，存在及其历史成为没有自体的语言图像。这就导致了世界观摆脱世界、历史观放逐历史的现代性状况，与之相应，人的居所不再是“世－界”，而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虚无的意识在此呈现为摆脱世界历史的革命意识以及建造语言图像世界的创造意识。
在这种现代处境中，人的自由就表现为从一切词语图像中的解放。但当这一切现代的人为建造，真相大白，作为人为建造的图像而被个人理解的时候，个人就会因此而拒绝世界、历史的一切图像，并从此开始而进展到对世界、历史本身的拒绝，从而真正把自身放置在虚无的深渊中。而前此的从（世界、历史、真善美、自由、民主等等）语言图像中的解放也就达到了它的终结，解放本身也就成为虚无。在这种情况下，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图像，还有对世界、甚至是对图像世界以及对解放本身的欲求。于是，唯一的生存空间就成了当前可见的在场，在这种生存空间中，个人不再欲求世界，也不再希求历史，也失去了对真善美、自由、民主等等的追求，当下的在场成了存在的全部。这种生存空间在本质上又是对历史性精神、对世界的最后拒绝形式。在禅宗语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一个和尚曾经对另一个说，老僧贫无立锥之地。而另一个却说，我今日穷得连锥子都没有。在人对“世－界”的拒绝的最后形式中，人不但没有了作为居所的世界，而且，人自身也不再将自身作为真正的人来理解。从世界的放逐到人的消失，这无疑是虚无主义的最为沉痛的后果。
现代性的危机在虚无主义中得到了集中的显现。当然，危机本身同时也关联着走出危机的道路，这道路不是在危机之外，而是在危机之中。从现代的世界－历史图像中寻找被放逐了的世界与历史，藏世界于世界，藏历史于历史，世界与历史就会无所隐遁，而人也将在这开放居所中确立其自身。
易惠莉：中国绅士研究系列论文四篇
1、易惠莉《1862年日本“千岁丸”访沪武士笔下的中国士绅考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十四辑。
内容简介：1862年的“千岁丸”访沪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地由长崎转移上海的转折性的事件。千岁丸作为第一艘受幕府派遣由长崎出发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它的抵达上海既标志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江户幕府锁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崎贸易体制——的彻底终结，也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由长崎向上海的转移，上海取代长崎成为幕末日本了解中国和世界知识的窗口。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自然包含交流双方参与者身份和交流的内容的变化。作为率千岁丸访沪的幕府官员和长崎官员的从者的日本各藩年轻武士留下的访沪实录，为研究这一历史性转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利用这些访沪实录重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开端的历史场景时，有必要就其中出现的中国江南士绅作出尽可能详细的考订。对由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呈现的千岁丸访沪事件的研究，除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起始状态及其可能的影响外，它还在以下方面帮助我们：其一，关于千岁丸访沪日本武士在上海接触的社会阶层，它直接联系着我们对实录反映的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性和深刻程度的评估，即实录作为中国江南社会地方史史料价值的认识。其二，千岁丸访沪作为开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对长崎贸易体制下交流状态的某种继承，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在长达二百余年的长崎文化交流中的获益有重要意义。其三，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人文遗迹，包括士绅的思想中保留有大量关于明代倭寇及16、17世纪之交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军事对抗的历史记忆，在二百余年没有日本人进入中国之后，当日本年轻的武士们以“横挎长刀”的形像出现在上海街头之际江南士绅的反应，可以从此认识历史记忆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两个既有深厚文化关系，又长期互相视为潜在挑战势力的国家的意义。
2、易惠莉《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4月号
内容简介：论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即便中国进入近代以及动乱的时期得以推延，假以靠漕粮海运发家的第一批沙船业主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只要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不改变，这批沙船主家族能否数代延续也是问号。
3、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上），《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三期
内容简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入1880年代之际，上海一批出身良好的书院士子如张焕纶、李平书等人，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王韬等第一代“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人群体，他们已经在办学、办报、兴办地方公用事业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他们在对外交往中也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力。自然第二代口岸知识分子仍然象王韬一样身不由己、又情不自禁地陷于科举的诱惑，也一样地热衷于以上书当道参与政治。但是，与王韬等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尽管在思想和行动方面更趋新，但在个人品行方面则更符合传统社会的要求；他们也不是“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办学、兴办公用事业的活动不但得到父辈们，而且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他们在发挥其社会影响方面已经大不同于王韬一代，其结局自然也迥然不同，他们对近代社会变迁作出了比王韬一代更具正面意义的积极贡献。论文以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张焕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的出身、受教育背景和他成年后主要活动的追述，反映同光年间中国最大口岸的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进行这样的研究，是想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在最商业化的城市上海，本邑为何未能成长出象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那样的人物？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汇最活跃的上海，本邑成长起来的青年为何仍然选择传统的生活道路？第三、传统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被维持和保存下来？第四、近代社会变迁如何由边缘阶层向中心阶层逐渐渗透？
4、易惠莉《上海城市化进程与本邑绅商及其家族史的衍变》，《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五辑，2005年5月版
内容简介：上海本邑绅商，这里是指1843年开埠前就居住在上海县城及周边地区内经商、并有所成就的传统绅商。这些绅商在上海县城传统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上海传统城市化的进程是与这些绅商的财富的增加同步的。不过，一个颇耐人寻味而值得深入探求原委的问题是，在以1843年开埠为标志的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上海本邑绅商并未以其已积累的资产，得开埠之便，在商业等经济领域获得引人瞩目的发展，因而在大上海近代经济发展史中，著名人物多见的是广东香山买办、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人等，而鲜见上海本邑绅商。论文以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从上海传统城市化的进程、商人与传统城市化的关系、商人家族在上海开埠之后的发展趣向等方面，探求其中的原因。
本所所刊《思想与文化》第四辑（杨国荣主编）
??? ?《思想与文化》是思想所的所刊，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主要栏目有“思与辨”、“历史之维”、“形上之域”、“伦理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学术演讲录”等。最新出版的第四辑发表的文章有：陈嘉映教授的《何为理论》，杨国强教授的《思想的恢张》、杨国荣教授的《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倪梁康教授的《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盛邦和教授的《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等学术论文；同期发表的重要学术演讲有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困于康德与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及成中英的《罗蒂哲学的三种偶然性—一种儒学的批评》。
本所“思与文”系列演讲录《丽娃河畔论思想》（许纪霖编）
《丽娃河畔论思想》是立足华东师大思想所“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收集了哈贝马斯、泰勒、哈特、葛兆光、钱理群等一批中外名家在我校所作的具前沿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的演讲。
对很多人来说，丽娃河或许已经仅仅是怀念风云际会的80年代的一个地理名词，在那个逐渐从历史长廊暗淡和消融的时代里，华师大丽娃河拥有着与北大未名湖一样的传奇。她感性、缠绵、灵性洋溢、甚至妖冶而妩媚，正是丽娃河的曲折而婉约的韵致，诉说着她对这个已然死去的大时代的哀歌，而以马原、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把对这条河的理解幻化成他们迷宫般的小说文本。与其说是丽娃河的灵气催熟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不如说作家们在河边常坐的姿态与才华横溢的吞吐赋予了这条娇小的河流以生命力。
???? 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愿意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这条河流的命名，一个白俄公使女儿的眼泪是无法浇灌出一条丰满的河流的。我宁愿从字面去望文生义地表达我的理解。丽娃河首先是一条美丽的河，阴柔的河，她所抚育的作家的文字大多具有母性的特质，然后是一条童年的河，天真的充满赤子之心的河流，因此这条河流本身就隐喻着依恋与背叛的意味。
??? ?如果说八十年代丽娃河灌注的是文学的血脉，流淌的是独抒性灵的叙事之波澜，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她在历史转换的大背景下，也已改换成另一种面相。一种刚硬的质地在轻盈的丽娃河畔生长起来，思想与学术取代了文学创作成为了这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的另一种歌唱。
??? 最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丽娃河畔论思想》就提供了这种转向的见证。这本立足华师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将对我们这个目前尚无法命名的时代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西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人类却永远不会因担心自己思考的浅陋而放弃这种真诚的努力。丽娃河畔就给这些思想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设置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正因为丽娃河具有母性的气质，所以她是敞开而包容的，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门派的“武林高手”尽捐前嫌，唇枪舌战，为各自信奉的真理而战斗，思想的旋律舞动在每个聆听者的心房。公共性与新锐性构成了这本学术演讲集的主要特征。公共即意味着是以公共关怀和公共利益为原点的，而非一种私性的诉说，新锐性表示它不是循规蹈矩人云亦云的，而是构成了对既有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挑战。毋宁说这是一场从丽娃河吹向辽阔天空的头脑风暴，既富有理性的深沉，又熏染了激情的瘢痕。
???? 品名着这本新鲜出炉的演讲集，如同在追忆着不曾消逝的一个个场景和细节，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哈贝马斯在大礼堂作讲演时上海白领开宝马来“消费理论”的空前盛况犹然在目，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言说已经像坚硬的骨骼镶嵌到华夏学子的心灵。我相信文字是有灵魂的，而且每个人的文字与话语都是他留存在人间的胎记，映射着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表达方式。无论是喜悦或悲伤，总是一种诉诸声音的穿透心灵的言说。演讲者的身影构成了一幅与八十年代截然不同的人物长廊。查尔斯·泰勒的精神贵族气质，冷漠而优雅；到处宣讲“帝国与大众”的哈特与内格里，前者具有美国西部牛仔般的热情与阳光，后者则强势而固执，像一块用政治哲学雕镂的石头；来自法国的白夏教授则极富亲和力，他的结结巴巴的汉语居然时常穿插着中国民间的俚语，让人捧腹；钱永祥的严谨与冷静，他对概念的辨析让人叹服，而蕴藉其中的民主理念让听众为之心折；钱理群则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他的滔滔雄辩和手舞足蹈让人感觉思想已从沉重的肉身逃逸；葛兆光讲述这些年他津津乐道的“思想史的加减法”时就像一个擅长说书的智者，那些被正史淘洗过的野史逸事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晃晃悠悠地抖落弥漫的时间之尘，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汪丁丁关于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演讲让听众一头雾水，因为他大量引用的是最新的脑科学报告和图片，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证明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感情参与的理性选择，其对知识的执着拷问似乎与他举手投足间的“孩子气”浑然一体；杨念群在面队学生的质问时坦言自己被脸谱化为“历史学里的后现代小生”，并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暧昧的立场，其风趣与率性犹然可见学术家族的流风余韵；赵鼎新对红透半边天的杜赞奇的质疑极富有挑战性，他表达时的元气淋漓至今“余音绕耳，经久不绝”。这都是一些挂一漏万的剪影式的描述，若要了解这些学者的真性情，还是得按图索骥，进入这些文字提供的想象空间才能一管窥豹。
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论文集）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是由许纪霖教授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第三辑，其主旨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本辑收录的主要是2005年1月8－12日本所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在滔天的巨浪席卷之后，淘洗过的人性以温情的面相在全球化的援助中生长，即使是在后911的所谓反恐时代，人类并没有被生存的真实刺瞎双眼，而是满含热泪地面对海啸后的废墟和空无，暂时搁置了文明的隔阂与冲突，手挽手步履艰难地重建着希望的城堡。
海啸是一种自然的灾难，同时却也是人性的试金石。在暴力、压迫、种族歧视、国际剥削等反人类价值的现象充斥的世界，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个海难的现场作为文明的幸存者出场了。人类的命运也许注定是在一次次的毁灭与再生中的祈祷，而且是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式的彷徨。在人道主义的现实感犀利地刺激了每一个悲观论者的面具的时刻，《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出版似乎从另外一个层面打开了我们重新思考和建构世界视野的可能，它也许不能给受难国提供直接的物质性帮助，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在重弹全球化的“老调”时不再把它单数化，或者仅仅理解为一个合理化的工具理性扩张进程，而是同时将感性的、悲悯的、激情的因素内在化为体验全球化的经验，这种源于共同承担不幸、共同目击灾难的人类命运一体感是文明对话的情感基石，也有助于消解单向度的全球化进程滋生的“野蛮资本主义”吸血鬼。
??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主旨就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没有基于人类尊严不可化约的底线共识，也就不可能达成对于生命共同体核心价值的认同，那么战争就可能在一种推销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幌子下，发起一场场对弱小民族的“伟大的进军”，同样地，弱势文明单位也会在捍卫神圣的文化价值和宗教权利的旗帜下，为自身制造恐怖事件的人体炸弹涂抹上一层似乎具有充分合法性的“自由的油彩”。这个世界在充分一体化的同时似乎在迅速地相互区隔化，冷漠与猜疑，仇恨与狂欢，诱骗与作秀，霸权与悲叹，各种情绪与现实缠绕成无法透视的“臃肿的谜团”。如何认识这种诡异而日常生活化的现实境遇，并且从中抽象出能够将普遍化的正义原则与特殊的具体语境相结合的方法，也许是这本论文集的所有作者的共同心理情结，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各自思考的共同的起点或问题意识。
??? ?作为学者，其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在一个数据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的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而当今的学术界正缺乏的就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经验性理解和把握，尤其对于技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社会乃至观念更是既无透视的能力，又没有观察的兴趣，因此导源于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讨论最后几乎都流于口水战式的人身攻击，或者变形成自动站队或表态的学术江湖重组，而在真问题的“煎逼”下进行探寻的学术成果却付之阙如，代之而生的是学术泡沫和精神垃圾。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前者的经验性积累和沉淀，后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后者的规范性意义也必须放置在对现实社会的梳理和诊疗中才能“浮出水面”。
????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尤其是查尔斯·泰勒对人权非强制性共识的论述、托马斯·博格对“援助”全球穷人的实证性思考给予我们很多可贵的启示，那就是没有在直面海啸等类似灾难事件时的悲悯情怀，没有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自我规约，没有探索正义与文明价值的自觉追求，真正的学术是无从产生的，更遑论对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成果统计(2005年1月－6月)
半年以来，本所共出版各类著作13部，发表论文63篇。
成果目录(2005年1月－6月)
著作类：
1，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许纪霖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5，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6，陈嘉映《从感觉开始》，华夏出版社，2005年一月。是旧文集《思远道》的新版。
7，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华夏出版社，2005年一月。论文集。
8，胡晓明：《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9，胡晓明：《小品笔记类选》（与张炼红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10，刘擎：《电影记忆》（文集，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11，刘擎：《声东击西》(学术评论，书评及随便文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12，刘擎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Owen Fiss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13，许纪霖编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新星出版社，2005
论文类成果分类目录：
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地基
1，杨国荣，《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内在视域》，《新华文摘》2005/6
2，杨国荣，《王夫之的形上沉思》，《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杨国荣，《自由的主体之维》，《云南大学学报》，2005/1
4，杨国荣，《论证与解释》，《哲学动态》，2005/5
5，杨国荣，《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精神与人》，《解放日报》，2005/04/03
6，杨国荣，Zhen, Keywords: Truth, Other Press, 2004
7，陈嘉映，《真理掌握我们》，《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
8，郁振华，A Critique of Rorty's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Tacit Knowing, in Appraisal, Vol. 5, No.3, March 2005. (UK)
9，郁振华，《认识论视野中的判断力——康德判断力理论新探》，《哲学研究》，2005 年，第 6期。
10，郁振华，《罗蒂知识观批判－－兼论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
现代性的维度
11，许纪霖〈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12，许纪霖《启蒙思想的内在歧路》，《书城》，2005年第5－6期
13，陈赟，《进步历史观与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文化中国》（加拿大）第43期。
14，陈赟，《现代中国的个性认同话语》，《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5，顾红亮，《贺麟的儒家思想现代性话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6，顾红亮《现代性的对话维度与独白维度——对布伯现代性理论的阐释》，《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7，文军，《现代性反思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重建——兼论社会学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确立》，《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思想史的视角
18，许纪霖，《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读书》，2005年第6期
19，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21世纪》，2005年4月号。
20，顾卫民，《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试评》，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53期，2005年4月。
21，顾红亮，《胡适对pragmatism的翻译及其意蕴》，《江淮论坛》2005年第3期
传统的激活与打开
22，王铁仙，《文学：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6000余字，载《解放日报》6月5日）
22，陈卫平，《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的互补》，《探索与争鸣》05年1期；
23，陈卫平，《略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文史哲》05年1期（人大复印，中国哲学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期摘录）；
24，陈卫平，《台湾学者对近20年来大陆宗教学研究的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05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期转载）。
25，顾红亮，《在以色列体验安检》，《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5年4月19日
26，顾红亮，《名字的记忆与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5年6月21日
27，赵修义：《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知识分子及其自我理解
28，许纪霖《知识的生产是如何再度国家化的？》，《中国书评》2005年第一期
29，易惠莉，《1862年日本“千岁丸”访沪武士笔下的中国士绅考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十四辑。
30，易惠莉，《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4月号
31，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上），《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三期
32易惠莉，《上海城市化进程与本邑绅商及其家族史的衍变》，《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五辑，2005年5月版
33，刘擎，《桑塔格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月10日；
34，刘擎，《“学术”与“思想”的分裂》，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CSSCI）
35，刘擎，《学术专业主义的异化》，载《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36，刘擎《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可能》，载《书城》2005年6月号；
37，胡晓明，《人文建设的三重含义》，《解放日报》2005年1月6日
38，胡晓明，《孤儿 残阳 游魂：陈三立诗歌的悲情人格》（与孙老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05/1
39，胡晓明：《朱熹的思想世界》，《南方周末》05/1/1
40，胡晓明：《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九州学林》05/夏季/三卷二期
面向具体的当下
41，许纪霖，《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42，赵修义，《呼唤更多的专业化志愿服务》，《文汇报时评》，2005年2月16日
43，赵修义，《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反思》，《文汇报·学林》2005年3月20日
44，赵修义，《“社会”的含义和社会微观基础的和谐构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45，赵修义、朱贻庭，《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对话》，《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46，顾红亮，《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7，胡晓明，《江南是一口深井》，《文汇报》05/5/1
胡晓明：《文化是家》，《文汇报》05//6/14
48，文军，《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9，文军，《纯的经济学原理不能解释消费困惑》，《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05年1月31日。
50，文军专访：公务员热：回归机关大院 ，《人民日报》/社会观察栏目，2005年01月20日。
51，文军，《校扶贫要注意个性差异》，《青年报》/青年论坛，2005年1月30日。
52，文军，《理性的力量扼住“网瘾”的滋长》，《青年报》/青年论坛，2005年2月24日。
53，文军，人文学者的隐忧与转型，《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5年3月29日。
54，文军，给腐败行为归类是腐败研究的一种深化，《检察风云》2005年第8期。
55，文军，从社会结构看和谐社会建设，《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05年5月23日。
56，陈赟《周易与中国天人之学的模式》，《大易蕴奥》上海古籍2004年11月。
57，高瑞泉，《中国思想史上的利马窦》，《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25日
58，高瑞泉，《寂寞与喧嚣》，《新华文摘》，2005年第四期。
59，高瑞泉，《平等：和谐社会的必要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60，高瑞泉《论“新青年”派的平等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 期。
61，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化与晚清知识分子》，《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第一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62，崔宜明，《和谐社会就要社会整合》，《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
63，崔宜明，《爱国不仅仅是一种激情》，《解放日报》2005年4月30日。
重大课题或项目进展情况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2005年上半年《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项目进展顺利。在1月16日和4月16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全体成员会议，前次会议是邀请上海社科院李维研究员谈有关居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的报告，然后课题组成员从精神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后次会议讨论了“精神生活”概念和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方案。各子课题组也分别召开了多次会议，商讨子课题的研究进度以及与总课题的协调关系。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5月课题的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把精神生活分为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层面，并理清了这三个层面的精神生活的彼此间关系。6月在此框架下设计的调查问卷经过几次讨论和修改也大致确定，并为下阶段调查实施作了前期准备工作。课题组还为这一重大项目制作了专门网页，网址为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inds/index.htm，内容包括项目简介，课题动态，研究成果，资料荟萃和学术交流BBS这几个板块，为课题组成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向社会展示这一项目的研究意义和最新进展提供了窗口。
《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等进入结项阶段
重大课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已经完成，进入结项阶段。
《中国现代经济伦理建设研究》
本项目的研究在2005年上半年取得了新的进展。以4月份所完成的初稿为基础，先后召开了两次课题组成员小型研讨会并且多方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就思想原则和理论根据的与时俱进、研究内容的部分调整和相应分工、学术观点的提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协调。
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本课题的研究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期保持在本研究领域内的前沿水平。
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由此，本研究应当调整思路，根据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理解中国现代经济伦理的建设问题，以胡锦涛同志阐述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标准为本研究的理论指针。
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居高不下，国际贸易磨擦不断加剧，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本研究原研究方案中对此虽然已经有所认识，也作为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但现在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与此对应，原研究方案中对民营企业经济伦理建设的讨论所占篇幅现在就显得不太合理，这一问题在本课题立项时虽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其重要性正在下降。
本课题的研究将在所完成的初稿基础上据以上所述作出重大调整，要求在今年底以前拿出修改稿。由课题组负责人作出初步通稿后，召开一到两次专家论证会，征求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已经取得的部分阶段性成果：
1
专著
盛邦和
解构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2
论文
胡晓明
重新认识儒家思想对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
《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3
论文
胡晓明
从自主性原则看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6
4
论文
王元化、胡晓明
特殊中的普遍：传统资源与现代性
文汇出版社2004
5
林毓生、胡晓明
再认创造性的转化问题
2003年5月4日杭州对话未刊稿
6
论文
袁进、胡晓明
现代性=世俗性？中西结合的多元考察
《社会科学报》2003/1/30
7
论文
钱钢、胡晓明
被压抑的另一种现代性
《社会科学报》2002/9/5
8
论文
胡晓明
王元化：理性与有限理性
《社会科学报》2002
9
论文
钱钢
新旧道德之间：新传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道德重建
《钱钢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0
论文
钱钢
义利之辨的现代认识
《钱钢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1
论文
殷国明
由冲突到创新：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一条线索
《河北学刊》2004/1
12
著作
陈赟
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
论文
袁进
儒家与进步主义
《社会科学》2003，5
《20世纪浙沪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研究报告》
半年来，“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课题组将已经完成的《20世纪浙沪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研究报告》（初稿），交由相关专家审阅，并征求修改意见。在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基础上，重点补充20世纪上半期江浙沪地方志中有关文化演进的文献记录，充实在个案访谈中所获的内容，对地方志中付之阙如而对我们探究文化演进至关重要的个别材料，则通过发掘档案文献资料加以弥补。并对《报告》初稿百行再一次梳理，着重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提炼升华。
作为课题承担人，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循环与中断：塘栖望族流变的个案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0世纪初沪郊南汇市镇成长的动因》（《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课题承担人积极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2005年3月份参加“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发表学术论文《20世纪上半期常熟市镇经济状况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