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报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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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重大学术活动
—— 基地重大学术活动
“60年来哲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思想所校庆报告：陈子善畅谈“张爱玲早期创作与上海小报”
终身教授报告会：许纪霖、胡晓明
—— 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知名专家来访：Phil Mullins、Leigh Kathryn Jenco、Walter Gulick
本所学者出访：杨国荣、高瑞泉、许纪霖、文军、罗岗、陈赟等
基地重大项目
—— 基地在研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王晓明：现代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许纪霖：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
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陈子善：现代国家想象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胡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杨国荣：意义世界研究
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 其他项目情况
雷启立：晚清民初印刷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
刘梁剑：汉语言与汉语哲学思想特质的关联
基地管理工作
2009年度基地重大项目中标结果与项目介绍
思想所召开2009年度基地工作总结大会
优秀成果推介
《新华文摘》转载杨国荣教授论文《论意义世界》全文
《新华文摘》转载赵修义教授《<道德情操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全文
陈赟教授在《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发表文章
译著《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基地重大学术活动】
—— 基地举行的学术活动综述
“60年来哲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12月13日下午，由上海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会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60年来哲学在中国——暨纪念丁祯彦教授逝世10周年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院校的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哲学在中国60年来的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
会长杨国荣教授首先对会议的主旨作了阐释。在他看来，60年哲学的发展，可以放在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更广演化背景下来考察。宽泛而言，近代中国哲学的演进包含着两重维度，即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走向。前者体现于历史观上从传统的变异观念到进化论思想再到唯物史观、人道观上从成圣到培养多样人格（平民化人格）人的理论、天道观上从直观或思辨的理气（道器）之辨到基于科学成就的自然理论等等思想的变革过程之中，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于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实质体系向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体系的转换，使哲学的古典形态逐渐取得了现代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是传统的天道观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理论、传统的知行观演化为现代形态的认识论、传统的人道观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伦理学等等、传统的名实之辩演化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等等。以上趋向在60年来的哲学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从革命进程看，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可以看作是近代哲学革命的进一步展开，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内容的哲学变革，则更具体成为社会变革（改革开放）的先导。在走向现代这一维度上，一方面，认识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现代哲学的分支，在不同的层面得到了具体的考察（50年代以后，就先后展开了形式逻辑、美学、认识与实践等问题的讨论），而在20世纪末以后，随着中西哲学互动过程的展开，中国哲学在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式等方面，也逐渐与西方哲学呈现同步的态势，后者可以视为中国哲学走向现代这一过程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演进的以上二重维度彼此互动，并通过多样的、个性化的研究而得到体现。
复旦大学的林宏星教授，着重以6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为背景，谈了他近年来研究荀子的心得。他认为，在思想史上，有集大成者与总结性的人物，如先秦的荀子，宋明的朱熹、王阳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在完成了对刘宗周的研究之后，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到了荀子之上。他认为，荀子的思想中“仁”、“性”、“心”、“天”的观念有着不同于孟子的维度，对荀子思想的挖掘与阐释有助于松动当代新儒家以康德的视角解读传统儒家，把陆王视为正宗的强势进路。
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将6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更广意义上的哲学演化联系起来，作了题为“认识论实践转向”的发言。他同意哈贝马斯对西方哲学史的如下概括：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拥有一个强的理论概念，认为理论沉思高于实践生活；黑格尔以后，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境域中，哲学家们开始强调实践的优先性。他认为，美国学者伯恩斯坦用“实践的世纪”来概括20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很有见地的。在他看来，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观念的创造性发挥，应该从这个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来加以了解。在实践转向的视域中，他讨论了认识论上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对近年来英美哲学界围绕“knowing how”展开的争论作了评论，并对一些相关术语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天飞教授和赵修义教授，作为亲历者，对60年来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作了回顾，对其中涉及到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总结。他们认为，新时期以来，专业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如何将专业哲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健康向上的大众舆论以及一般民众的人文素养，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课题。
在会议的第二个议程中，与会学者对学会前会长丁祯彦教授的为人与为学进行了深切的缅怀与追忆。包连宗教授用八个字“诚恳，忠厚，与人为善”，概括了他心目中丁教授，在他看来，丁老师为人与治学并重，待人接物诚实善良。朱义禄教授深情回忆了他来华师大的求学历程以及与丁老师相处为学的欢快时日，至今令他难以忘怀的是自己出书的时候，丁老师所给予的宝贵支持和辛勤奖掖后学的精神。童世骏教授说，丁老师对晚辈关怀备至，不仅在生活细节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且在业务上关心他们的成长，他会认真读系里青年教师的文章，并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丁教授的学生晋荣东教授远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他也发来了书面发言，缅怀丁老师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与会的其他各位教授也都回顾了自己与丁老师的接触与交往，赞扬丁教授的师德以及他以有涯之身随无涯之知的求索精神。
最后，会长杨国荣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与会的各位学者对“60年哲学在中国”这个主题发表的见解以及对丁祯彦教授的追忆，都很有价值。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大众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思想所校庆报告：陈子善畅谈“张爱玲早期创作与上海小报”
2009年10月14日14时，本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在人文学院5401报告厅，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张爱玲早期创作与上海小报”的校庆报告。在报告中，陈教授通过详尽史料的分析，梳理了张爱玲早期创作与上海小报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教授首先解释了何为“小报”、“上海小报”？指出在版型上，小报的一版只是大报一版的一半。在内容上，相对于上世纪三四年代的申报、新闻报，它的时事新闻性不强，大量报道社会新闻、文艺新闻以及今天所谓的“八卦”等，具有一定的消遣性。这种情况与今天的都市报很像。但总体而言，其格调是不高的。实际上“小报”的称谓本身已经有一些贬义在里面。
但是在三四十年代逐渐有一部分新文学家开始进入小报但当编辑等职务，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留在上海的一部分新文学家也开始给小报写稿，大、小报作者已经不再是那么界限分明。在这种背景下，张爱玲出现了。
接着，陈教授引用详尽的资料，分析了张爱玲对当时上海小报的态度：并不排斥小报，相反还对小报颇有好感。张爱玲最早提到小报是1943年12月份，在苏青主编的一份杂志《天地》发表了“公寓生活记趣”，说到“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可见，张爱玲当时也订小报。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社》举行女作家聚谈会，其中有个题目是“读书与消遣”，张的回答是：毛姆的书，赫胥黎的小说，近代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 1944年12月上海《春秋》杂志有个专题为“女作家的书信”，收录了一封张爱玲同年11月15日写给《力报》编者黄也白的信，信中她简要解释了自己对小报的认识以及与小报的关系，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实在是可珍贵的。我从小就喜欢看小报，看了这些年，更有一种亲切感。”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月前，《杂志》举办纳凉会，金雄白问张爱玲对大报和小报什么态度，张再次强调，自己从小是小报的忠实读者，认为小报代表着都市文明，小报可以反映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并且小报及阅读小报的群体都有研究价值。
张爱玲并不否定小报，然而，她对为小报撰稿，却不那么热衷，就在致黄也白的同一封信中，她又表示：“写稿子我自然也愿意凑凑热闹，可是实在忙不过来了。连我常写的杂志以后也想少写，宁可自己印书。” 虽不热衷，但张爱玲仍多次为小报撰稿，其中既有散文也有连载小说。就在寄出上封信后不到一个月，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上演，《力报》为了发表张爱玲自评该剧的新作，还与上海另一种颇有影响的小报《海报》发生争执，最后以两报分别刊登《罗兰欢感》和《关于〈倾恋之恋〉的老实话》，皆大欢喜而告终。半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4月1日和3日，上海《小报》又先后刊出张爱玲的两篇采自外国故事的幽默小品《秘密》和《丈人的心》，每篇仅数十字。如果说1944—1945年张爱玲为小报撰稿，主要是因为编者的热情约稿的话，47年在《小日报》发表《郁金香》连载可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统计下来，张爱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小报上发表的作品有：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海报》)；罗兰观感(《力报》)；秘密(《小报》)；丈人的心(《小报》)；天地人(《光化日报》)；题《传奇增订本》赠唐大郎(《铁报》)；郁金香(《小日报》)。
最后，陈教授还详细介绍了张爱玲《炎樱衣谱》，包括对文章出处的发掘过程，以及文中观察鲁迅和穆时英的独特角度。认为虽然全文仅一千四百余字，但却很有意思，提供了很多新信息。陈教授感慨道，对张爱玲作品的发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走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发掘的过程有很大的阻力，包括来自张爱玲本人。虽然张爱玲不主张将自己的作品发掘出来，但从研究角度来看不管作品成败与否，都应发掘出来，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研究作者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团圆的出版史应该的。
这场精彩的校庆报告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许纪霖作终身教授报告会：“启蒙如何虽死犹生”
2009年10月14日下午3时，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5303报告厅座无虚席。本所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以“启蒙如何虽死犹生”为题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报告。该报告是华师大一年一度的校庆活动中终身教授系列讲座之一，也是许教授在华师大作的第六次终身教授年度报告。本次报告的评论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强强对话，思想交锋，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讲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非常热烈。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伴随着现代性引发的诸多危机和人文价值的失落，近些年的文化界，出现了质疑启蒙、否定五四的思想趋势。许教授的报告正是由此出发。他认为，启蒙叙事在当代受到了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的三重严峻挑战。简而言之，国家主义的出现，和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有关，使得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予以拒斥。古典主义则指中西方古典主义思想的回潮，就中学而言，表现为读经热和儒学文化快餐的大行其道，就西学而言，表现为国内对西方前现代原典的系统性的译介。而多元现代性源于对经典的西欧现代性模式的否定，强调东亚主体性和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三种力量的崛起，对启蒙叙事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使得继续以启蒙为天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回答：面对国家主义掀起的“中国崛起”的狂飙，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什么；面对中外古典主义提出的价值失落和生活意义问题，自由主义的伦理学说作何回应；面对多元现代性否定普世价值、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自由主义自己的文化哲学又如何，等问题。
许教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总体性思路。他认为，启蒙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在近代西方，法国、德国、苏格兰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启蒙路径。启蒙也是一个丰富而紧张的概念，其内部既有理性的传统，也有怀疑论的传统，既有启蒙运动中高端标榜的唯理主义，也有一套浪漫主义式的平衡逻辑。除此之外，启蒙内部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紧张等等。他认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发掘出中西启蒙思想中被遮蔽的精神资源，以克服启蒙和现代性带来的人性膨胀、信仰缺失等负面因素。具体落实到中国启蒙运动的源头——五四精神，他引用了张灏教授关于“五四思想两歧性”的经典论述，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存在着多重启蒙，既有陈独秀等《新青年》式的启蒙，也有杜亚泉《东方杂志》式的“另一种启蒙”。就像西方启蒙运动早期蒙田、帕斯卡尔等启蒙思想家既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又承认人有脆弱性和可堕落性一样，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中亦含有反思现代性以及防止单纯强调理性、矫枉过正的思想因素。揭示启蒙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深刻阅读启蒙原典的方式，挖掘启蒙思想中“早期现代性”的资源，发现启蒙思想家思想的恢弘丰富，获得启蒙继续发展的动力，以弥补现代性在今日遭遇的短板效应，是我们今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启蒙、捍卫启蒙的一个有效路径。
季卫东教授对许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评论。他认为，首先应该认识到启蒙思想和启蒙体制之间的联系，防止启蒙身上固有的威权主义性质；其次，许教授提到的三种质疑启蒙思潮本身，和启蒙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单纯强调普世价值，未必就能创造出一个启蒙要求达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就许教授提出的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组好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富强、和谐、权利等，并通过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组合而构筑最优的现代性方案，季卫东教授认为，价值优劣不易比较，不妨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中去，比如注重法制和司法改革，从制度层面潜移默化地实现启蒙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崇明老师也对许纪霖和季卫东两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启蒙死了，或上帝死了之类的话语，有可能是西方学者主观臆造，就实际的情况而言，宣判一种传统如启蒙的死亡未必恰当。无疑，这样的观点和许教授报告的前提有些冲突之处，但两者同样发人深思，却是确定无疑的。
胡晓明作终身教授报告：“略谈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上的江南认同”
2009年10月19日下午一时，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5303报告厅，本所副所长胡晓明教授为同学们做了一场名为“略谈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上的江南认同”的讲座。本次报告是华师大一年一度校庆活动中终身教授系列讲座之一。担任本次讲座点评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
学术界一个遗憾是由于长期宥于南北交流而融合的大论述，忽略了中国历史与文学上明确存在着一个“江南认同”，即江南意识自觉、江南地方情感强势、江南文化影响提升（即由人文学的发展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超越于政治承认主义与道德合法性之上的文化心理）；文学、文风上的“由北趋南”、“侈效南文”（刘师培语），可以提高到文化认同的角度上来加以认识。胡教授认为江南不仅是一个美好地方的代名词，而且还是中国精神形象符号。
胡老师细细分析了从古至今的与江南有关的民谣、经典的意象与佳作名句以及隐秘相传的知识系统与抒情传统，并通过对具体的史料的引述阐述了江南如何在政治与文化的张力间发展其认同的过程，提出了“江南认同”的四大内容：第一，江南以崇尚人文、重视文教、善于学习、求新求变为其社会发展特色；第二，江南以经济日渐发达、民众富庶安居、中国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为其历史重大趋向；第三，江南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可游可居、风物多样，以其生活方式自由多元诗意，为其代代经营长久建构的家园意象；第四，江南奠立了中国文化中以美脱俗、以美化力、以美启真、以美求安的人文精神传统。江南认同绝非单一的文化因素；其形成过程，也可以看出江南并非与中原对峙，恰恰是在容受、接纳与内在化了中原的过程中真正成熟的。
最后胡教授论及，通过对“江南认同”的研究可以了解江南是中国自由精神传统的所在，是历史上中国抵抗暴政最为激烈的地方。透过江南来看可以发现文化是重大的历史动力，和平、多元、自由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启示。
之后曹旭老师对这次讲座经行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这次讲座细部和判断结合的很好，通过对江南具体的意象、民谣、史实的分析整合成一个关于“江南认同”的大判断。细部很细，大判断也有新意。区别于当下江南被美学化的单一概念。
报告之后现场同学提问踊跃，胡晓明和曹旭老师对同学的疑问都做了仔细解答。报告在同学们恋恋不舍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 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知名专家来访
思勉人文讲座邀请Walter Gulick教授解析波兰尼思想
2009年10月13日下午3时，国际知名波兰尼专家Walter Gulick教授做客“思勉人文讲座”，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学术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卡尔•波兰尼和迈克•波兰尼的社会思想：一个迟到的调和》的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思想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主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Karl Polanyi与Michael Polanyi的思想视为是彼此对立，相互无法兼容的。此种解读模式认为，Karl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相反，Michael则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Gulick教授报告的主旨是，这种习而不察的解读方法是笨拙的且具有误导的倾向，因为两兄弟的思想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紧密得多。
Gulick教授认为，身历二十世纪众多巨变的Karl，作为社会历史学家，他将人类灾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与历史的因素，其关注的重心是西方如何从前工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做出了怎样的转换。在Karl看来，在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人的异化与两级分化现象等诸多弊端；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由仅限于提供社会秩序与公平竞争的机会，逐渐转向了监管货币职能，避免通货膨胀与货币紧缩，以及为劳工提供必要的经济救助与福利待遇等方面。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它克服了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但与此同时，自我调节的市场也有其应有的地位，Karl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而身为哲学家的Michael则更强调思想方面的作用。Michael认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是重要的人类事件，在此以前人们遵从于习俗的力量，而此后解放与进步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为追求更大的自由平等与友爱，西方社会走上了更为人性化的道路。至于为何会出现极权政治，Michael认为理由如下：哲学上怀疑论的风靡削弱了伦理纲常与宗教秩序；浪漫主义的盛行败坏了习俗与法律规范；歧义丛生的自由观与逻辑实证主义促使人们走向了绝望的虚无主义，由此造成了人们的道德旁落与无家可归的落寞。在此情景下，非道德的野心家的乌托邦的承诺就有了可乘之机，而由此走向极权政治就成了必然的事件。在对极权政治与计划经济攻击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政府以及其它外在的制约是必要的，也有助于调节公共活动秩序。
最后，Gulick教授指出，两兄弟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其差异性，将其不同之处仅仅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有失偏颇的，而且政治性的意味过重。毕竟，Karl的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有别；Michael的自由主义也不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可以完全取代政府的职能。Karl的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得益于Michael的公共自由立场；Michael的有效市场调节思想，则深受Karl的互惠互助与再分配观念的影响。所以，两兄弟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丝毫不能抹煞其核心价值的一致性。
演讲结束后，在座师生与Gulick就Polanyi兄弟的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Phil Mullins做客思勉人文讲座
2009年10月19日下午，美国Missouri Western State University荣休教授、曾获Missouri州长优秀教授奖、国际知名的波兰尼学者、美国波兰尼学会会刊Tradition and Discovery主编Phil Mullins，在闵行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裙楼一楼）做了题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从格式塔心理学到波兰尼再到哈耶克”的精彩学术报告。报告由思想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主持。
在1990年代的中国，哈耶克几乎被奉为自由主义的教主。“自生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在哈耶克之前，迈克•波兰尼已对此概念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而波兰尼的灵感又来自格式塔心理学。Mullins教授以其对波兰尼文献的熟练把握，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思想史旅行。众所周知，著名哲学家迈克•波兰尼早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在物理化学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然而他兴趣广泛，对当时他身处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深切的体验和敏锐的洞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兰尼开始关注苏联的计划经济，他在仔细研究了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后认为，苏联成功的集中经济（centralized economics）并非真正的集中经济，因为它包含了市场经济元素。对苏联的访问，特别是1935年与布哈林的会面，引发了许多更深层次的有关政治、经济和科学问题的思考，他开始挑战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的功能和本质的理解，这也导致他明确地表达对当时盛行的计划（指令）经济的批判，也正是由于这种相近的哲学立场，在四十年代波兰尼和哈耶克走到了一起。波兰尼对指令经济的批判建立在他的两种秩序的理论之上。他认为社会有两种秩序：由上而下的指挥秩序和自发性的秩序。第一种秩序建立在强制命令的基础上，每一位个体都被要求固守于自己的位置，因此个体的自由受到限制，而自发性秩序是个体之间主动的协调适应的结果，没有外在的限制或命令强加于单独个体。波兰尼关于自发性秩序的灵感源自科勒（Kohler）的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知觉源自于感觉场中的要素相互作用，而要素的自发地互相结合构成了“动态秩序”。 格式塔心理学不仅明显地影响了他的知觉和知识理论，也启发了波兰尼的社会政治思想。应用两种秩序理论，波兰尼分别揭示隐藏在科学研究、社会经济和社会法律中的“动态秩序”，最终波兰尼充分地反驳了计划科学理论，他认为苏联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盛行是对“动态秩序”的误解和忽视的结果。讲座的末尾Mullins教授比较了哈耶克和波兰尼关于自发性秩序的理论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波兰尼和哈耶克在用自发性秩序理论反对盛行于三四十年代英国的计划科学（planned science）上持相同立场，并且哈耶克在理智上受惠于波兰尼，波兰尼先于哈耶克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自发性秩序理论。与哈耶克不同，波兰尼强调存在于社会中的自发性秩序的多样性，培养自发性秩序的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共同的善，而且波兰尼不仅关注个体自由，他也关注公共自由。讲座的最后Mullins教授回答了在座师生的提问。
美国青年学者李蕾做客“思与文”人文讲座
2009年12月10日下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Leigh Kathryn Jenco（中文名“李蕾”）以章士钊思想为例，与华师大师生展开题为“中国思想作为普遍（general）理论的潜在可能”的探讨。李蕾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新锐学者，她的博士论文获得过“列奥•施特劳斯奖”（美国政治学学会颁发的政治哲学领域中年度最佳博士论文），曾为《剑桥政治思想辞典》撰写“中国政治思想”词条，目前担任新加波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主持讲座，思想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哲学系顾红亮教授等参与了讲座。
李蕾的讲座以一个问题作为开始：“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是同样的东西吗？她对“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的学科范围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彼此研究的课题通常相近，但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大相径庭，“政治思想”比较经验性（empirical）, “政治理论”则比较规范性（normative）。继而李蕾介绍了“比较政治理论”这一美国学术界新近出现的学科，以代表学者拉库散•于本与弗莱德•多勒米尔为例，他们虽然批评欧美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对非西方的政治思想展开分析，但实际上它仍然把非西方思想划入“思想”范畴而非“理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对非西方思想进行“博物馆化”与“边缘化”，“比较”的分析忽视了非西方思想的内在理路，使之成为了“虽有趣但已死去的展品”。更为吊诡的是，此学科满足于与他者的“对话”，无法应对其最根本的困境：非西方的思想贡献何以改变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
在探讨了理论与思想的差异之后，李蕾论述了这种差异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会产生何种影响。她以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时期思想为例，阐述另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不是把中国政治思想当作历史的材料来看待，而要把它当作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理论材料来看待。李蕾指出，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发表的文章存在一以贯之的关联性，比如他提出的"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改革论，及其论述的一些主要概念—公、私、自觉、调和等等，指出他的洞见是具有超越他特殊领域的运用性的。
最后李蕾论及由“中国哲学合法性”争论想到的“中国政治理论合法性”争论--究竟是“理论在中国”还是“中国理论”。李蕾提出，近代西方学术界的学科体系并非完美无缺，原本作为“政治科学”补充的“政治理论”事实上有着创造一个新学科的机会，而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满足于“对话”或进行预测，而是“行动”。报告结束后，来自各个院系的学生与她展开精彩讨论，许纪霖教授提出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客观认识，李蕾博士在中文学习上的勤勉及其学术努力给在场师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本所学者出访
出国参会情况
2009年10月20－24日，应德国耶拿大学的邀请，思想所所长杨国荣出席于该校举行的“普遍主义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并作题为“Plurality and the Universality: Harmony as a Principle of World Culture”的英文发言。
2009年12月11日—12日，罗刚教授应邀参加由台联大文化研究跨校学程、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清大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置疑婚姻家庭连续体”学术工作坊，提交论文《劳动生产、家庭变迁和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出国访学情况
2009年8月16日—2010年8月16日，陈赟教授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哲学系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
2009年9月1日-10月2日，应法国加香高师（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Cachan）历史经济动力研究所（Institutions et dynamiques historiques de l'économie）所长Claude Didry教授邀请，文军教授应邀对该校进行为期1个月的学术访问，并就“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及其反思”做了交流发言。
2009年11月9日至12月15日，本所教授高瑞泉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黄俊杰院长的邀请，到该院访问，被聘为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fellow）。访问期间，高教授四度参加（包括主持一次）台大儒学研讨会的系列研讨活动；12月4日至8日，应邀出席“徐复观学术思想中的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儒家社会主义vs儒家自由主义：熊十力与徐复观平等观念之比较》；12月14日，参加了台湾大学与台湾神学院联合举办的“东亚儒学与基督宗教的对话研讨会”。在台期间，高教授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的邀请，参加了该所关于章学诚和龚自珍学术思想的研讨活动。另外，高教授还访问了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东海大学和成功大学。
2009年11月15日到22日，许纪霖教授作为客座教授，到台湾大学历史系进行短期讲学。讲学期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举行三场系列学术讲座，主题分别为：“五四时期的自我观”、“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和“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2009年11月20日，受邀在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做题为“从国家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的强国梦的历史变迁”的演讲。
【基地项目进展情况】
—— 基地在研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王晓明：现代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本季度继续进行预定的研究。基本完成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核心概念的梳理，并获得如下两项基本认识：第一，中国现代思想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1830年代至1900年代，这是危机意识及其应对方案逐渐成形的时期，以“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和“大同”意识为中心。二是1910年代至1940年代，广义的左翼思想明显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而以“中国革命”为核心概念。二是上述左翼思想推动了大量各个层次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的深远的当时和后世影响，同样是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参照。
许纪霖：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
本课题目前已经进入尾声，进入最后的统稿、定稿工作。
在2009年8月暑假期间，全体课题组成员在华东师大举行一次内部的课题组成员工作会议，会议有两个议程：一是交流完成部分的初稿，二是就课题的最后一部分：“古今中西对话：政治正当性的若干问题研究”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结束之后，根据录音整理成对话体讨论稿，再发还给所有课题组成员进行进一步补充修改。
目前，已经有一半的课题组成员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另外一半成员正在紧张的初稿修订之中。
在寒假结束之后，整个课题将进行统稿工作，进一步打磨，预计将在2010年春天正式结项。
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按照原设想，成果大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梳理、叙述与刻画，以及对材料的简短评论；另一部分是集中讨论20世纪中国伦理学所处理的问题和隐而未发的问题。搜集资料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已进入写作阶段。第二部分的完成需要参照西方伦理学尤其是西方20世纪伦理学来进行。作者除系统研读威廉姆斯、麦金泰尔、罗尔斯等多种著作外，格外重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影响。
陈子善：现代国家想象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由于“现代国家想象”需要重新讨论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面临着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所以本课题虽然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思路，但并不采用编年史的方式，而是运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选择重要的个案，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力图以“点”带“面”，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而形成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国家想象之间关系的整体把握。
但也正是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发现了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国家”与“文学”的复杂关系，而且围绕着“国家”和“文学”这两个核心概念形成了一组相关的问题领域，几乎从任何一个角度介入到本课题关涉的论题，都需要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域。其中相对而言较为重要和具有普遍性的有：帝国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想象与世界眼光的关系、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关系、战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城市、市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革命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三世界的想象与文学新国际主义的关系、民族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文学的关系……如何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总结、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课题是否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但这些问题又不只是单单针对本课题，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甚至构成了当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沿性难题，因此本课题希望能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特定的角度触及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域，并且将与此相关的感受、经验和意识描述出来，从而可以为进一步在理论上思考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必要奠基和准备。
胡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课题按计划进行中，目前完成情况如下：第一章柏格森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已完成，共有六万字；第二章梁漱溟的直觉论已完成，共有三万字；第三章熊十力的部分已完成，共有三万字；第四章冯友兰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已完成，共有三万字；第五章方东美的人文途径完成初稿，本年底能够交稿，约有两万字；第六章，牟宗三的直觉论已完成，有三万多字；第七章，张岱年的方法论初稿完成。导论估计年底完成。全部课题争取在明年年初完成，并力争在明年下半年出版。
杨国荣：意义世界研究
正按计划进行，已完成对意义内涵的研究，内容包括：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首先涉及对世界与人自身的理解。无论是成就自我（成己），抑或成就世界（成物），都以把握真实的存在为前提。从知其实然的层面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被理解或具有可理解性。成就自我（成己）与成就世界（成物）不仅表现为对实然的把握，而且也展开为一个按人的目的和理想变革世界、变革自我的过程。以目的为关注之点，存在的意义也相应地呈现价值的内涵：从成己与成物的目的性之维看，有意义就在于有价值。以理解之维与价值之维为具体内容，意义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理解这一层面，意义首先与广义符号相联系，并以符号的涵义为其存在形态；在价值的层面，意义则内在于人化的存在之中，并以观念形态的意义世界和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意义的以上二重内涵在实践的历史展开中相互关联。
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按计划进行中，本季度课题组成员俞志慧《学术月刊》第41卷，2009年10月号发表论文：《孔子在川上叹什么？逝者如斯夫的本义与两千年为的误读》，文章认为自古以来，人们对《论语•子罕》中的“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着多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在战国到西汉时期，人们依循“君子比德”的思维模式，视“逝者”为一往无前、勇猛精进的态度与精神。这与孔子的勇者精神相契合，是该句的文本义和作者义。第二种理解是在东汉末至六朝时期，“慷慨有余哀”的时代情绪投射到经典解读上，郑玄以后的经师都以“逝者”为时间，川上之叹是伤逝情怀的流露。这是读者义。第三种理解是北宋到清代，道学家们从中读出了力行精神，并由此直追道体。这里有文本义与作者义，同时也内含着道学家的读者义。近代以后，由于经典的浓度被稀释，汉末魏晋时期“逝者”即“时间”的解读又被重新拾起。“时间过得真快啊”之所以成为“逝者如斯夫”的现代通释，除了教科书、工具书的普及作用外，还因为这个义项最大众化。这些都表明意象的解释即意象的再生产过程，是文化的通则。
—— 基地其他项目进展情况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初印刷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召开中期学术沙龙
2009年12月18日下午，由本所研究员、传播学院雷启立教授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初印刷技术与文学变革”学术沙龙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召开。经过半年的工作，本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入中期研究阶段，本次沙龙即围绕着“印刷现代性与文学变革”中期研究部分展开。课题组成员刘影博士、路鹏程博士等学者、研究生20余人参加了沙龙的学术讨论。
沙龙首先由项目主持人雷启立教授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汇报，就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将要展开的子课题研究谈了看法，并把研究过程中感到困难的若干关键问题提出来，与大家一起展开了深入讨论。
雷启立在沙龙报告中认为，在基本完成从印刷出版技术的角度考察文学生产状况的研究之后，接下来要展开的是如何处理印刷技术变革与文体革命的问题。讨论的重点在于旧文学是怎样与新文学一起分享了传播技术变革的成果，又为什么从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消失了。
在讨论的过程中，刘影博士结合她研究《申报》对社会新闻报道立场的变化等课题，从晚清不同报刊在版面编排和风格变化等角度，讨论了印刷技术变革怎样影响了社会文化的生产和受众接受的审美变化，围绕着形式感如何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大家展开了讨论。路鹏程博士向大家汇报了他对晚清报人聚合途径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私谊网络在报馆组织和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文学潮流的变革也深受私谊网络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整个课题的研究视域。
三位研究者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之后，与会者还从各自研究兴趣出发，对课题中涉及而未详细展开的亮点，相关论述框架的调整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值得参考的建设性意见。就本课题在知识梳理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对当下新媒体技术变革和新研究空间的打开所具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形成了很好的共识。参加沙龙的研究生还将各自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和困惑，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研讨会不间断地召开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召开开题沙龙
2009年10月17日18：30，由本所研究员文军教授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SH002）“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大都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在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开题研讨会。本次开题研讨会由课题组负责人社会学系文军教授主持，与会的专家有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教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聚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向德平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告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昱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副主编、欧亚所主任胡键研究员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部副主任马西恒教授。课题组其他成员以及社会学系部分学生也出席此次沙龙。
文军教授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及观点、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完成该课题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与热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其实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转化问题。然而，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实行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其次是实现身份变换与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农民从农村引向城市，改变农民的户籍身份，并将分散居住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人口城市化”；三是实现角色转型，促使农民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新市民，实现“农民市民化”。遗憾的是，尽管第三个阶段（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启动过，职业转变(非农化)、身份转换与地域转移(人口城市化)并没有直接带来农民市民化的结果，反而将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民与市民置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权益群体中，致使农村城市化战略不仅效果难以体现，而且无法再深入地发展下去。文军教授指出，本课题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大都市郊区城市化战略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论证当前大都市郊区发展由“人口城市化”转向“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必然性及其基本途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社会角色的方面对“农民”、“市民”、“新市民”进行类型化比较，确定“农民市民化”对中国农村城市化战略转向的重要意义及其相关政策建议与实现途径，进而实现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在研究方法上，该课题则主要是以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根据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原则来选择本课题最佳研究方法。具体方法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类型比较三种研究方法，并将预备在上海、西安、广州、成都或重庆、武汉、北京等地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它不仅在实践上将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深入开展和各级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直接提供一些对策性思路，而且还将为全国有效解决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最终的出路问题提供理论性、思想性启发和可供参考的实践典范。此外，在理论上它还将有助于我们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城乡二元的分析模式和静态单一的理论视角，从而大大提升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此外，各位专家就课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以及如何具体组织实施本课题的调查等方面展开热烈的研讨，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马西恒教授首先就“市民”的内涵与各位专家展开讨论，并提醒课题组应当注意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与选择的问题；胡键研究员则进一步指出农民市民化过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制度上障碍，以及“客体”对“主体”在角色再造上的影响问题；张昱教授则在与各位专家讨论是否应当将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纳入课题的研究对象之后，建议课题组注意到城郊农民市民化子代的适应性问题和建立农民市民化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向德平教授提示课题组关注“城市性”的概念，并就社会公众对“新市民”的角色期待以及角色的操作化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田毅鹏教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建议课题组可以采用一些比较的方法，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考虑到郊区农民内部的分化以及逐渐的类型化；林聚任教授则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与各位专家讨论农民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并指出实质的市民化应当涉及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不同的层次。
最后，课题组和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回应了与会专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通过本次学术沙龙，课题组不仅进一步明确了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重点，而且还就相关学术问题和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2009年上海社科青年课题“汉语言与汉语哲学思想特质的关联”召开开题沙龙
2009年10月27日，“汉语言与汉语哲学思想特质的关联：现状与方法”学术沙龙在闵行人文沙龙举办。本次沙龙由本所研究员、哲学系刘梁剑博士主持。受邀参加沙龙的老师有：浙江社科会科学院李旭、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我校历史系唐小兵、我校哲学系贡华南、潘兵、陈乔见。哲学系博士生吴晓番、肖妺以及多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
刘梁剑博士首先介绍了“汉语言与汉语哲学思想特质的关联” 这一上海社科青年课题的基本研究构想。从思想史上看，中西异质文化的相遇引发人们对他者及自身的文化反思，汉语言和汉语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各抒己见，相互评论，无形中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张东荪的思考引人瞩目。在欧洲思想史上看，相关的讨论可以回溯到19世纪。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赫尔德在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等著作中则声称，中国文化之所以缺乏“思维精神”，汉字与汉语负有直接的责任。赫尔德之后，更有洪堡特对汉语及中国思想的专题讨论。20世纪，则有众多才华横溢的汉学家及中国学者发表见解，其中包括，法国汉学家M. Granet，英国汉学家A.C. Graham，美国汉学家R. Ames、C. Hansen，德国汉学家H.-G. Möller、H. Roetz、H. Lang，中国学者赵元任（Y. R. Chao）、包智明、牟博、徐通铿，等等。总之，世界范围内关于汉语言与汉语哲学思想内在关联的讨论是人类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事件，200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考辨思想源流，总结理论得失，这应该是一件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与会学人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撮其要：（1）对张东荪的考察，除了“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等论文外，还要注意到他的《思想与社会》，需要结合他的知识社会学、知识存在学考察他的语言之思。另外，金岳霖《知识论》对“思”与“想”、“意义”与“意味”的区分也有必要予以特别的关注。许国璋曾注意到金岳霖的语言思想。（2）可以注意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为主。单音节词往往具有丰富的意蕴，而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则有含义比较明确的特点。（3）在进行中西语法比较时，需避免以西方语法为完善的形态，而汉语语法没有语形变化是一种缺乏与不完善。声调的变化也是汉语等语言所特有的既区分语义又关联语义的语法手段。（4）本课题的考察除了对象式的研究之外，还不妨多一种关怀，即，通过对汉语的研究而对汉语本身的充实、提升有所助益。（5）除了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之外，应注意更宽广的思潮、政治、社会等背景。
【基地管理工作】
思想所2009年度两项基地重大项目中标
近日接教育部社科司通知，由本所盛邦和教授、顾红亮教授分别申报的两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通过专家评审，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为：2009JJD770016、2009JJD770017。项目批准经费各为20万元。
项目简介：
课题名称：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
中国与日本于走向现代的思想历程中，都在思考亚洲，认识亚洲，提出不同的亚洲观。认识亚洲，其实就是从亚洲的视域深度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藉此作文化国情的体认与国策路向的确认。“亚洲认识”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中日亚洲认识比较将有益于对中国思想特质做更深刻的思考。
1、魏源《海国图志》刊发与在日本的传播，及中日“亚洲”意识的发端。
2、研究福泽谕吉“脱亚论”中的亚洲观，剖析其“谢绝亚细亚恶友”思想的消极内容。
3、研究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探讨其中的亚洲认识。
4、论述章太炎“国粹”思想及梁启超“发明东亚学术，以保亚粹”的主张，分析日本“国粹”学者井上园了、冈仓天心的“文化亚洲”的思想内核。
5、开展日本亚洲主义研究，分析其异变为亚洲侵略主义的思想脉络，评析北一辉、大川周明等的“亚洲解放论”。
6、孙中山、李大钊的“亚细亚主义”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批判。
7、研究马克思亚洲社会形态理论在中日的传播，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亚洲论，揭示秋泽修二《支那社会构成》对马克思亚洲论的误读。
8、当代中国学者的亚洲认识及与沟口雄三《在亚洲思考》等书亚洲论的比较。
课题名称：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
责任问题是前沿学术问题，Hans Jonas的技术时代责任伦理学、E. Levinas的他者责任思想、Hans Kung的人类责任宣言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成果。现代中国也有丰富的责任思想资源，但是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在当前重构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显得尤为必要，这既有助于厘清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理路，也为思考如何解决当代社会中的责任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源。
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课题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现代中国思想谱系与责任思想研究。在研究现代中国思想谱系衍化的同时，研究这一谱系的背景性预设，为民族国家和中国文化负责的责任思想识是一个基本预设。第二，现代中国思想中的责任观念研究。讨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于下列问题的认识：自由与责任、权利与责任、德性与责任、启蒙与责任、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自我责任与群体责任、法律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责任的异化等。第三，现代中国和犹太的责任思想比较研究。通过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探究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为当代中国责任理论的建构提供参考意义。
思想所举行2009年度基地工作总结大会
2010年1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331会议室举行2009年度基地工作总结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思想所杨国荣所长、社科处徐红珍处长以及思想所全体研究员和工作人员。
会上，杨所长首先简要回顾了基地十年建设的历史，认为思想所十年来建设成效颇丰，而这些成效的取得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这种模式是分不开的，基地不仅为研究员的科研提供了许多资源，同时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诸多平台。
接着杨所长通报了思想所2009年的科研、管理情况。他指出：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2009年基地两个重大项目已经通过审批，正式立项，其他在研基地重大项目也按计划进行中。无论是重大项目的申报还是研究过程都日益规范化。09年思想所研究员还获得批准了十余项自主研究课题，其中国家级（部级）课题有6项。思想所各类项目资助资金达150余万元，项目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和学术水平上都有显著提高。在学术交流方面，思想所2009年举办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分别是5月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办的“现代视域中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与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合办的“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同时，思想所与法国里昂大学的合作也在良性运作着。此外，我们还有许多走出去，走进来的交流，一方面与思勉人文学院资源共享，邀请了许多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进行讲学，另一方面，思想所成员出国参加会议、访学多达20余人次。思想所学术网站“思与文”在2009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优秀网站，无论是在信息发布、学术内容、更新频率上都保持着较高水平。思想所的学术期刊《思想与文化》积极参加了申报CSSCI来源集刊的活动，评选结果不日将揭晓。
接着杨所长介绍了2009年基地评估进展情况，认为2009年基地一个重头戏就是评估工作，全所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本次评估教育部改进了评估的方式，引进了通过网络数据库上报数据的方法，因为一切从零开始，所以非常得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将资料的数字化，对以后工作的开展也有着长远的益处。目前，评估已经通过专家评审、进入互评阶段，结果近期就会出来。
最后杨所长着重强调了基地成果的署名问题，指出思想所2009年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署名文章仅为40余篇，他希望研究员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注意成果的署名问题，多出高水平的署名成果。
会议的最后，社科处许处长做出重要指示。她首先肯定思想所十年建设的成就，并补充介绍了09年基地评估的详细过程，肯定思想所评估材料的规范性，高度评价了研究员们的辛勤付出。接着，许处长还肯定了思想所科研津贴分配制度执行的规范性，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最后许处长指出在十一五规划即将结束，2020年中长期规划制定之初，我们面对新的一年，面临着许多压力，其中之一就是基地实体化的挑战，而这个“实体化”已不单是空间上的，而是方向的凝练，其实质性的内涵就是我们的成果是不是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制高点，这是既是思想所2010年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奋斗的目标，也是她对思想所的殷切期待。
会后，研究员们就一些问题与许处长、杨所长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会议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气氛中结束。
【基地署名优秀成果推介】
《新华文摘》转载杨国荣教授论文《论意义世界》全文
《新华文摘》2009年第22期转载了杨国荣教授论文《论意义世界》全文，《论意义世界》原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论文简介：
观念形态的意义世界具体展开为世界图景、价值意境以及精神之境。世界图景展示的是人所理解的存在，从把握世界的方式看，世界图景所显现的意义首先涉及“是什么”的追问。与“是什么”相联系的是“意味着什么”，后者进一步将意义世界引向价值之域。在认知过程中，世界首先呈现为可理解的图景；通过评价，世界进一步展示了对于人的价值意义。由世界之在反观人自身的存在，对象意义的追问便进一步导向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不同形式的精神之境。在人性境界的形式下，精神之境通过“人应当期望什么”与“人应当承担什么”的自我追问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而人性境界与人性能力的统一和互动，则进一步赋予意义世界以更为深沉的价值内涵。
关键词：意义世界 世界图景 价值意境 人性境界
《新华文摘》转载赵修义教授论文《<道德情操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全文
《新华文摘》2009年第11期转载了赵修义教授《<道德情操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疑问全文，本文原刊于《文汇报》2009年4月11日第6版。
内容简介：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促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加以深刻反思。这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那么，《道德情操论》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表于1759年4月，至今正好250周年。作为亚当•斯密的成名之作，该书在历史上可谓命运多舛。一方面，它往往被《国富论》的耀眼光彩所遮蔽。另一方面，学界对《道德情操论》以及它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却是见智见仁，歧见纷呈。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盘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来解释斯密的学说，成为风气。新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道德情操论》是一部倡导利己主义的著作，无非是为《国富论》的人性自私论作铺垫；或者认为《国富论》讲“利己”，《道德情操论》讲“利他”，而“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米尔顿•弗里德曼语）。而实际上，对《道德情操论》的丰富内涵，他们似乎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斯密本人对于《道德情操论》无疑是非常重视的。在《国富论》赢得巨大声誉后，他还费尽精力，对《道德情操论》作了大幅修改，在临终前两年推出了第六版。我们没有理由置之不顾。
文章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斯密与《道德情操论》的关系、斯密伦理学的主题、美德的基础在于情感的合宜、在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寻求两全之道。
陈赟教授在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发表文章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2009年第4卷第4期刊登了陈赟教授的文章《Revealing the Dao of Heaven through the Dao of Humans: Sincerity in The Dctrine of Mean》。
Abstract：
In Zhongyong 中庸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heng 诚 (sincerity) is the “Dao of all Daos”, the “virtue of all virtues”, and thus connects the Dao of humans and that of Heaven. The Dao of humans can reveal the sincerity in the Dao of Heaven in two approaches: to contemplate on sincerity and to conduct in sincerity. Meanwhile, sincerity in the Dao of Heaven is unfolded in everything’s seeking for its own nature and destiny, thus the most fundamental approach for the Dao of humans to reveal the sincerity in the Dao of Heaven is for humans to seek for everything’s own nature and destiny.
Keywords：the Mean, sincerity, respectively seeking for their nature and destiny on their own
摘要：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 “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 ，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关键词：中庸，诚，各正性命
译著《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由文军教授参与翻译的《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乔纳森 H•特纳著）2009年11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容简介：
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在人际互动和群体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背后的力量。不仅如此，情感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但同时，情感有时也是摧毁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活动的动力来源。
因为情感在人类事件中拥有如此核心的位置，我们应该可以发展出一套通行的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在个体中和群体中会产生特定的情感，并且特别关注在社会关系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模式中情感导致的后果。作为通行的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情感力量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例如，情感使得人们与他人建立友谊，对社会结构做出承诺，或者参与导致集体恐惧的恐怖行为。因此，在建构理论时应找到一组可以理论他的共同基点，并由此来解释情感在人类事务中的所有维度。《人类情感》一书旨在建构这样一个能够经受多方面研究资料检验的普遍的理论，这些资料包括实验室研究，自然情境下的个案研究，以及情感怎样影响关键历史事件的历史学阐释等。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对学习情感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是必读资料，同时，《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对心理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生和研究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为：人的情感；为什么人类如此情感化；社会结构文化与情感；情感唤醒的基本原理；交易需要与情感唤醒；社会结构与情感唤醒；文化与情感唤醒；情感与社会变革；理论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