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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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许纪霖教授出版《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刘梁剑博士出版《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叶晓青：“亡国之音的清代国歌”
王家范：“‘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50周年”
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
伊格尔斯：“理性主义及历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商榷”
黄克武：“现代性与终极追寻：精英与民初上海宗教界”
国外学者来访、讲演
思想所研究员国外访学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许纪霖、罗岗等合著、出版《启蒙的自我瓦解》
核心问题，其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论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断层和价值取向。本书通过对90年代重大论争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个重新分化的年代。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着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各家在观点上虽然有争论，但知识结构大致相同，思想趋向也相对同一。然而，到90年代，知识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这些分化首先是因为9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标志着当代中国正经历艰巨而痛苦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而且也为学术思想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和坚实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烈的变化，力图从理论上予以新的解释和阐述，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现实对话的活力；但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工作假设乃至视野和方法的差异，思想者针对同一现象往往得出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从而引发不同话语之间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系列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论争。通过这些论争，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少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围绕着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发生了两场论战，一场是90年代初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另一场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前一场论争同样发生在启蒙阵营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模式之争。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义论证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清算，谁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挫折负责？这样，革命就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受到了审判，而保守主义又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得到了理论上的平反昭雪。激进与保守，背后所预设的，是墨子刻所说的转化与调适的两种对理性的认识论，分别以法国的唯理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背景。激进与保守的论战，最后以保守的大胜而结束，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即将脱下各种包装，浮出水面。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对于上述改革以来发生的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为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21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分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宪政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随着论战的深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二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弗里德曼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的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暂时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代表者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而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的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参见康晓光：《论合作主义国家》，载《中国的道路》。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做是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涵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做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而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英国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的论争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
许纪霖教授出版《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作者特别喜欢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整体研究假如缺乏个案研究的基础，通常会流于“知性化”、教条化，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更好。
在西方史学史中，最早开创心态史研究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当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移到了下层，从少数精英移到了普通民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研究上层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而转而感兴趣于底层老百姓的集体意识，即所谓的心态（mentality）心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
作者最初从事心态史研究，并没有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而且，作者这里所说的心态史，与年鉴学派说所的心态史不一样，不是底层民众的心态史，而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与一般的从思想史、政治史或社会史角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从思想史角度切入，主要是根据知识分子留下的文本，从观念层面讨论他们的思想变迁。而从政治史领域出发，会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政治实践以及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互动；假如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则着重于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层、外部交往、以及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互动。而作者理解的心态史的研究，虽然也要结合上述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不同研究取向，但更主要的，是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发掘其心理、情感、文化习性和行为模式，不仅考察通过理性层面所呈现的直觉的观念，而且还要观察其非理性层面的不自觉的心态人格。
刘梁剑博士出版《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
哲学从“人生天地间”的基本经验出发，系统地涉及了何为天地，何为人，何为间(际)。本书所做的工作首先便是把这些探讨梳理出来，并汇聚到际之视域。
在天道观上，船山首先主张“言幽明而不言有无”。有无之论离人而言天，以为可以把人撇在一边直接谈论所谓的本然世界，从而很难避免超绝本体的虚构。相形之下，幽明之论把天人之际作为最源始、最本根的经验，并以此作为谈论天道的合理的出发点。
在船山那里，幽明之论进一步落实为气化。表征天道实有的气相对于人而有阴阳之别。相分际的阴阳二气处于氤氲相得的本然状态，太极即是对这一本然状态的命名。气化表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过程。在气化过程中，阴阳交际，而阴阳在交际中既相辅相成，又保持分际；既有不测之神妙，同时又非紊乱无序。道命名气化过程所呈现的神妙不测态势，而理则命名气化成形过程所呈现的有序态势。
天人之际在人道观上首先落实为性命之学。天命之谓性．“命”标识天(地)与人之间相联相纽的状态。天固然“命”人，但人并非只是消极地承受天之所“命”；恰恰相反，“命”召唤人的能动性。这一点，归因于人有心：心为性之用，此神明之用用之于性则自觉其性。人性因自觉而自为。由此，人性日生而日成，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对成就自性担有不可让渡的责任。
然而，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人总是与他人共在于世。共他人在世，自然有人际。人际有相际，亦有分际。人际的守护需要同时恰当地保持着相际与分际。在船山看来，这便体现为仁义之道。然而，相比较而言，守护相际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不忍人之心见证我与他人之间痛痒感通的相际实情。不忍人之心，仁也。
人之性感物而动则生情，情是天人之“际”的一种重要形态。从现象上说，情较之性和物更为源始。情既不专属于己，也不专属于物，而是己与物交互作用、“感而遂通”的成果。物我由相感而得以共同进入相通的敞明之境，即，物我乃相胥而实有。物我在最源始经验处的敞开，先于物我、主客的分立。
诗言情，本真的诗把我们对情的理解引向深处。在诗的源始经验处，真情与实景同时发生在“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于此之际，情景相会的时机来到，人与世界相遭遇的时机来到，天人交际的时机来到一一时机构成了源始意义上的时间。
在诗的源始经验处，景物呈显、情感涌现的同时，有诗句垂临而“言之不欺”。诗句的真实垂临和人与世界的真实呈现一体两面：真情与实景在诗句的层面成像；诗句因真实地呈现真情与实景而成其为本真的诗句。诗句道出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为天人之际。
语言之为天人之际，在船山那里主要体现在“谓之”与“之谓”之辨。“谓之”与“之谓”都是人之谓或人谓之，这一点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比较而言，“谓之”把人的因素摆在明处，而“之谓”则把物之本然摆到明处。“谓之”突显了人以语言开显世界，“之谓”则突出了与之相伴的另一重事实：人以语言所开显的是事物的本然。因此，“之谓”与“谓之”分别强调了语言开显天地过程中的天(本然)之维与人(使然)之维。
天人之际的整体视域集中体现于“知”。由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性，知一开始便建立在关系之上。际作为关系，同时涵括了分际(差异)、相际(同一)、交际(变易)。因为分际，作为关系的际具有外在性；因为相际与交际，作为关系的际又具有内在性。因此，知所涉及的关系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
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天人关系的一个侧面。知在于天人之际，对文本的知便在于文本与诠释者之际。船山在肯定“求其原意”的合理性的同时，强调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性。
国际学术会议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07年11月3－5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和海峡两岸四地的近60位专家学者将会聚丽娃河畔，探讨和总结当今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现状、特点和发展新方向。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海登?怀特（美国）、乔治?伊格尔斯（美国）、王晴佳（美国）、艾伦?梅吉尔（美国）、丹尼尔?沃尔夫（加拿大）、弗朗克?安科斯密特（荷兰）、约恩?吕森（德国）、安东尼?里雅阁（希腊）、艾都拉多?托塔奥罗（意大利）、马科斯?费尔南多（西班牙）、艾娃?多曼斯卡（波兰）、佐藤正幸（日本）、白永瑞（韩国）、杜维运、黄兆强、张芝联、陈启能、朱维铮、张广智、瞿林东、王家范等国内外著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和权威学者。
这次会议围绕主题“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展开，体现了当前国际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我校历史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与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学者一起作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是华东师范大学985文史哲基地2007年度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
2007年7月14日到16日，“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首届会议系200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发起并主办，此次第二届会议由我校“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与《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
在开幕式上，主办单位的领导分别致词，随后由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周锡瑞（ Joseph W·Esherick）教授针对都市文化的阶级和性别，都市民生、民俗和认同，大众传媒与都市想象，尤其是革命与政治中的都市文化等一系列大众文化与近代都市变迁研究领域的重大议题做了主题学术报告。
本次会议为期三天，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和全国内地的50余名与会代表通过主题发言、分组讨论、会后交流等形式，围绕“戏剧、电影、文学与都市娱乐空间”，“近代早期城市的经济生活与下层民众”，“政治变动与城市文化变迁”，“街头文化与公共政治”，“娱乐的政治与重大历史事件”等主题，探讨了彼此最近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学术思想。与会专家代表畅所欲言、热烈研讨，尤其是围绕热点问题的讨论，激烈而且深入。我校的姜进、罗岗教授和瞿骏博士，分别递交了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在最后一天的圆桌会议上，我校“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许纪霖教授作了发言，总结了二届城市文化史研究国家会议的成功经验，指出这一系列会议在海内外近代中国研究学界，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希望以后能够每隔一年轮流在国内各大城市继续举办。经过协商，会议初步决定，第三届会议将于2009年在武汉举行，华东师大与华中师大将成为共同的主办方。
据悉，第一届会议的论文集《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最近已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由姜进主编。论文集中收集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的23篇会议论文。
思与文讲座
叶晓青：“亡国之音的清代国歌
--兼谈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
12月12日下午，澳大利亚麦克理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叶晓青做客“思与文”讲座，在闵行校区一教317室做题为《亡国之音的清代国歌--兼谈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的精彩报告。
讲座由华东师大终身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主持，许教授指出近年来社会史、文化史在学术界比较热，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需要扩大视野、借鉴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许教授向大家介绍叶晓青在80年代较早开展上海史的研究，后来又投入了晚清科技史、医学史、清朝宫廷与戏剧关系以及清代艺人法律和社会地位研究。
叶晓青从不为众知的1911年10月5日清政府公布的国歌娓娓道来，指出由严复作词、溥侗作曲的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的国歌《巩金瓯》在当时就被人称为是亡国之音。这种说法不在于其后的辛亥革命、清朝覆亡，而是因为从传统乐理言这首国歌的工尺错了，作曲中不但没按“一字一音”的规矩，更是少掉了在传统乐理中代表“君”的“宫”音。所以这首国歌被时人称为“亡国之音”不是其“词”不好，而是音符错了。叶晓青指出，也许在现代人看来这是没什么要紧的细节，但在强调礼乐的古人看来特别重要，所谓“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如果礼崩乐坏则必称其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了。叶晓青认为这反映了现代人与古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现代人只从现代型的角度理解前人难免失之偏颇。
叶晓青还指出克服研究史学的困难要敏感、有敏锐的直觉，需要有意识的去找研究工具、重视实物的重要性，强调对实物感性的感受力，指出了研究历史有许多资源可以用，我们应不断积累，动用感性和理性用心灵去感受这些资源。作小题目时不能就小而小、应善于以小见大，而只有下功夫、多看书找不同领域的结合点才能做到这一点。叶晓青通过多个精彩的故事和实例展示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心得经验，讲座过程中叶晓青旁征博引、妙语连珠。
最后，许纪霖教授作了总结，指出历史应是门非常个人的人文学，应该抱有好奇心去感觉、触摸历史场景，实现和实物的心灵对话，历史不是死的、需要我们的研究去激活它。讲座在同学们依依不舍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黄克武：“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胡适的公共形象与私密情感”
?9月1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共同举办的“思与文·思勉人文讲座”在闵行校区第一教学楼1楼报告厅举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馆长黄克武先生做题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胡适的公共形象与私密情感”的报告，报告由许纪霖教授主持。
黄克武教授认为，在近代思想史上，胡适无疑是最精彩的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在冷战思维下，胡适曾在大陆第一号战犯，而在台湾是第一号英雄，这其实是对胡适的某种扭曲。胡适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欲，有冲突，有长处也有缺点。今天要重新审视胡适的历史形象的话，必须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只有这样一种真实的生命经验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知人论世”。
胡适的研究必须突破四种迷雾，首先必须打破胡适自己制造迷雾。他一直在精心刻画自己身后的形象。第二个迷雾是政治的迷雾。即意识形态对人物评价的影响。第三个迷雾是“公、私”与性别的迷雾。过去一贯将公、私明确划分，过多关注其公领域，而忽视其私领域。而对其私领域的研究，又往往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窠臼。第四个是文化的迷障。要看到真实胡适身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黄克武教授介绍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试图帮助了解一个真实的胡适。第一，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角色，需要重新思索。一个切入点是注意胡适与新儒之间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的兴起是对胡适的挑战的回应。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两层面的意义。从破的一面讲，胡适代表近代中国转型中建立新文化典范的角色，大力批判中国文化负面性的东西，主张以“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来借鉴西方文化。立足于一种温和、渐进的立场，力图找到中西、新旧文化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相互协调、发展。在立的层面，胡适在新儒家的兴起中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是五四与反五四的张力，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活力的所在。第二，胡适的私密情感世界，如何回观？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胡适多彩多姿的一生，展示了其另外的一面。总体来看，胡适的一生是相当精彩的，公、私两面都不枉此生，值得我们玩味、学习。
讲座精彩纷呈，幽默睿智，现场气氛热烈，同学踊跃提问。用许纪霖教授的评价说，黄克武教授的报告既把胡适“去神化”，也“去妖魔化”，把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揭示了胡适公与私两面都揭示出来：公共形象让人可敬，私的一面让人觉得可爱。讲座非常成功。
思勉人文讲座
王家范：“‘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
——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50周年”
2007年11月28日下午，为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逝世50周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50周年暨思勉人文讲座开讲仪式”在闵行校区第四教学楼106报告厅举行，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作了“‘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50周年”的学术报告。
开讲仪式由许纪霖教授主持。许教授指出，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继承吕先生留下的史学思想是丰富华东师大人文传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接下来，播放了由张耕华等历史系教师制作的纪念吕思勉先生的专题片。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教授指出，吕先生在学术界的成就对华师大来讲是可遇不可求的。吕先生的学生李永圻先生动情的回忆了吕先生，认为吕先生终生讲真话，名实相符，在场全体师生无不动容。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致辞后，王家范教授讲座正式开始。
王教授首先对李永圻先生把后半生用于吕先生遗著遗文的整理出版表示敬意，并指出吕先生是百年来把毕生注入通史教材的唯一一人，是以社会变迁为主题考虑通史的，实乃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王教授从中国新史学开新立业的发展过程中回顾了吕先生的学术贡献，指出吕思勉对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旨趣的丰富完善有着实际的贡献，是把梁启超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的第一人。不同于梁启超用国家史观取代王朝史观，吕先生主张把社会历史变迁作为通史研究主题，着重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并融合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新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吕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勤于治学，将二十四史至少读过两遍，用新方法整理旧史籍，做了上千万字的札记，进而探索社会历史的整体状况和变迁，总之吕先生治学不离一个“通”字，这也契合华师大历史系的特色。
王教授指出，吕先生治学范围广泛，不仅在史学还在古文、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王教授谈到，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吕先生虽为史学大家，但一生淡泊名利，治学尽心平和，追求进步，相信唯物史观，向往社会大同，他关心民间生活、关注国计民生，在史学研究上重视常人常事，重视社会经济研究，极具平民意识和平实的特点。
王教授向大家展现了吕思勉这样一个真正学术大师对新史学的思想和实践的贡献及为学为人，全体师生倍受感染，最后讲座在师生们一片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
11月6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权威专家，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杜维运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1号楼108室以“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为题为我校广大师生作了精彩的讲演。
下午3时，杜维运教授准时开始了他的演讲。作为华人学者中第一个搞比较史学的教授，他首先讲了中西史学的相通之处。他认为：1、据实直书，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直书其事，勿讳君恶。西方德国的兰克也有类似名言。2、实事求是。老先生说先秦韩非子就质疑儒家所说的尧舜，提出要有证据，东汉的王充、清代钱大昕等亦如此；西方19世纪以后出现批判史学。3、史家的态度。史家超然于政治之上，杜维运教授说英国二战时的史学家虽受政府雇佣，但并不受其约束而中国崔杼亦直书赵盾弑其君。4、史学家应具备什么样条件。老先生将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与刘知己的《史通》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都强调博学、识见、文采。
接下来杜维运教授发表了他对中西史学相异之处的看法。他说：1、史学制度相异，中国有史官制度，有正史，有实录，而西方多是私人述史，文献缺失，利用修辞学也就是想象修史，类似小说。后现代主义甚至宣称历史是虚构，史学已经死亡。2、史学体例相异，老先生说中国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长于呈现历史全貌，小人物亦可留名而西方史学多编年和章节体，线索清楚但忽略细节之处甚多。3、史学观点各异，杜维运教授认为中国是褒贬史学，是用历史来说明某个道德标准，往往为尊者讳而西方史学主张中立。4、史学方法技术不同，老先生说西方史学方式方法各种各样，新颖稀奇而中国主要是归纳比较。
最后杜维运教授谈了中西史学之间的种种关系。在杜维运教授看来，中西史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融合两者之长。杜维运教授回忆了近代西方史学引进时时人对旧史的攻击，特别以梁任公为提倡新史学将中国旧史学批得一无是处，他说这是时代所限，情有可原，如果令人还是如此就大不应该了。老先生深情地对众多学子们说，比较史学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写一部融合中西史学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希望华师大的学生中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任务。
讲演结束后，老先生不顾70多的高龄，仍然站在讲台上回答了学子们提出的问题。教室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主持人不得不延长了一下时间，最后讲座于4点40分结束。
大夏讲坛
第51期
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11月5日上午九点，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思想史家、文学批评家、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教授做客我校大夏讲坛，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为题做了精彩报告。
报告由历史系胡逢祥教授主持，思想所研究员、哲学系教授郁振华翻译。
海登·怀特教授首先论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以艺术品为例，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我们找不到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来确定一个东西是不是艺术品。同样一个物件，如果展示在博物馆，它就是艺术品，而如果展示在商店，它就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品。它是不是艺术品只取决于人们怎么认为，而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某种艺术品的本质。而当它作为观看对象时，它的形式和内容就是统一的，它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性。把这个思想应用于对过去和未来的把握，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过去的是已经完成了的，比较容易把握，而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海登·怀特教授认为，因为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它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难以把握。就像我们很难真正懂得在父母那一代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我们只能听别人讲述。
历史学写作（text）中是存在历史（history）和文学(literature)、事实(fact)和幻觉(fiction)、正确(truth)和错误(error)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写作提出的两个建议是：一，历史学写作总是预设文学写作是虚构的，海登·怀特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因为事实上很多文学写作也传达出真实的信息。二，海登·怀特教授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哲学的严格论证，他采用的是一种类比的思维方式。他建议把形式和内容统一的思维方式落实在历史学写作上，虽然这种方法会导致怀疑主义，但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是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丧失信心，而只是一种带有还原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截然地区分真、假是不可能的，而能够解构这些二元分裂的，就是历史小说，就像是Sebald、Delillo、Libra等人所做的工作。
海登·怀特教授是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历史与理论》杂志编委。他被认为主导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判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其主要著作有《元史学》、《话语的比喻》、《形式的内容》、《比喻实在论》等。
第54期
王国斌：
“从历史的立场看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
12月10日下午，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所长（R.Bin Wong）教授应我校之邀来到闵行校区三教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了一场题为“从历史的立场看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ost-1949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ical Prespective)”的学术讲座。
讲座开始首先由我校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发言并代表学校对王教授的来访表示诚挚的欢迎。王教授的此次讲座是他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的一次展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王教授首先从历史的立场（Historical Prespective）出发，基于历史的连续性的考虑，把对社会的分析概括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城乡关系”、“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对比考察。王教授为了分析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特别把研究的时间扩展到了18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并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其逐一进行分析。在18世纪的分析中，他指出18世纪的政府十分支持农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给予商人以和平发展的环境，同时中国的手工业生产的布局与欧洲的手工业生产布局也是有着相对的差别的，而且中国的城乡关系比欧洲更加密切，这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另外18世纪的中国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市场是值得怀疑的，但中央对地方还是尽努力地使其与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在20世纪初期的分析中他进一步就当时中国的发展的具体形式从以上三方面进行比较与研究。特别是王教授在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中针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中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当前城乡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看法。最后王教授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发展状况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如何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看法。
讲座结束后我校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对此次讲座予以点评，他从中西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与视角出发提出了要加强中西学术研究特别是海外中国学与国内相关学术界研究的期望。此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伊格尔斯：“理性主义及历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商榷”
2007年11月2日下午3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美国著名学者伊格尔斯教授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理性主义及历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商榷”的学术演讲。
演讲中，伊格尔斯教授对后现代主义提出批评，重申理性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攻击，指出科学主义始自启蒙运动，并逐渐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原则。继而谈到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指出在二战后，不同思潮的并行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资本主义模式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史学在此背景之下得以兴盛。在二十世纪初年，尼采等哲学家已经对科学主义提出激烈批评，后现代主义则对科学主义采取根本否定之态度。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先是抹杀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进而否定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伊格尔斯对此提出与后现代主义的商榷意见。演讲中，伊格尔斯教授针对著名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教授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历史写作与文学、专业史家与业余史家自有相似及差异之处，但绝不可混淆。
演讲结束后，伊格尔斯教授针对与会师生的问题作出精彩回应，并与海登怀特展开学术讨论，博得热烈掌声。这次学术演讲是我校大夏讲坛系列讲座之一。伊格尔斯教授是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邀请前来做学术演讲的。
黄克武：“现代性与终极追寻：精英与民初上海宗教界”
2007年9月12日下午3：30在历史系二楼学术报告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馆长黄克武教授为华师大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由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持。
黄克武教授以民初精英人物如严复、郑观应等为例，展示了19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一直为现代化论述或对世俗社会想象所忽略掉的宗教面向。第一代启蒙思想家、西学大师严复晚年大量卷入宗教活动，大修寺庙，加入中国灵学会，有着如史华慈所说的“两个面向”——既面向西方、寻求富强，追求现代化，又立足传统，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并纠缠在两者的矛盾冲突之中。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欧战之后，人们开始反省西方文明。不仅有以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种启蒙传统，还出现了宗教界的反省。儒教、佛教、道教大规模复兴。这种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面临着宗教性的现代转向。儒教、道教、佛教主要有两种方式面对20世纪的社会政治变迁，一是内在的适应，即吸收科学的理论、概念，重新阐释传统的宗教理论，使之科学化、现代化，同时又立足传统宗教信仰，批判科学的物质、精神二元论，追求终极关怀；另一种是外在的适应，这些精英人物利用上海的城市空间，在宗教界、慈善界、实业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网络，充分发挥宗教的济世功能，拓展了宗教的空间。黄克武教授认为，民初精英的现代性与终极追寻之间并不冲突，说明了以往传统/现代、科学/宗教，迷信/启蒙、新/旧等范畴的划分并不是那么的清晰，若回到历史过程中去看，会展现出比启蒙论述更为复杂多元的面向。不过，启蒙论述也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宗教内在深沉的恐惧也具有危险的潜能。如何在现代社会为宗教建立合理的空间，值得探讨。
在场的学生对黄克武教授的报告给予了热烈的回应。9月18日下午3：00，黄克武教授将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胡适的公共形象与私密情感”为题，做另一场报告。
国外来访
2007年10月19日，德国卡塞尔大学Wolfdietrich Schmied-Kowarzik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2102，做题为“Karl Marx as a Philosopher of Human Emanzipation (卡尔·马克思作为人类解放的哲学家)”的讲座。
2007年10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homas Pogge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2102，做题为“Growth is Good! — But what Growth?”的讲座。
2007年11月14日，德国洪堡学者Harald Lemke应邀，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2102，做题为“Michel Foucault on ‘What ist Enlightenment’?”。
2007年9月15日-30日，应思想所研究邀请，德国美因茨大学Eberhard Guhe博士来我所访问，并开设讲座“梵文入门”。
本所研究员国外访学
2006年8月-2007年8月，郁振华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
2006年9月-2007年8月，杨国荣教授获福布莱特基金资助，应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罗蒂之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一年。
2007年7月，本所研究员顾红亮教授赴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访学，为期一年。11月28日，在美国伊利诺利大学作题为“morality, violence and a world without thieves”的讲座。
2007年8月4日—12月3日，雷启立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
2007年8月，本所胡晓明研究员访学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9月，访学汉堡国际传媒艺术与新媒体学院、?汉堡大学中文系。
2007年9月，本所研究员刘擎教授获福布莱特基金资助，赴美国布朗大学访学一年。11月14－15日，应邀参加美国密执安大学人文研究所主办的“The New Humanities In China”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英文论文“The Use and Abuse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2007年10月1-31日，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赴法国人文高师访学，并做讲演。
2007年10月3－13日，本所研究员许纪霖教授出席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届中欧论坛，并访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7年6月，陈勤建参加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会议，发表了题为“设立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区的思考——以２００６年周庄年俗生态区策划构思为例”的论文。12月，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刊出。（补报）
2007年7月，陈勤建参加由上海市宣传部主办的“上海民博会”，作题为“中国元素的选择、组合和重构”报告。
2007年7月10－13日，许纪霖研究员参加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讨所主办“神学与当代汉语学术语境学术研讨会”，作主题报告：“世俗社会中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2007年7月26-27日，童世骏在希腊皮尔戈斯参加题为“Religion and Modernity”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Habermas’s Idea of a ‘Post-secular Society’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Contexts”的发言。
2007年8月1-2日，童世骏在北京香山参加“中国文化论坛”第三届年会“孔子与当代中国”，并宣读“大众消费时代的精神需求”的论文。
2007年８月15-17日，陈勤建参加全国傩戏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初议古傩和旅游文化产业”。
2007年8月15－17日，许纪霖研究员在墨尔本参加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中国研究系主办之“中国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国际研讨会”。
2007年８月２１－２４日，陈勤建参加由上海市文广局、浙江省文化厅、江苏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长三角公共文化论坛”会议，作为特邀嘉宾，作了题为“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联动共同发展”的报告。
2007年8月25-26日，童世骏出席北京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状况及其背景、问题和目标”。
2007年9月7日，童世骏参加上海市心理学会精神为省分会主办的第五届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并作题为“生命是一种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的发言。9月28日，参加上海市委党校主办的解放思想学术讨论会，并作题为“解放思想和理论工作--从真理标准讨论谈起”的发言。
2007年10月3－7日，本所研究员许纪霖在巴黎参加由欧洲媒耶基金会、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欧论坛”，并在全体大会上作主题发言。
2007年10月9日，童世骏在复旦大学出席“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历史的意义和无意义”的发言。10月12日，出席在苏州东山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并作有关“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评论。10月27日，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并作题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一个开放的问题”的发言。
2007年10月27-28日，刘梁剑参加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中国哲学精神”全国研讨会，递交论文“‘诚’与中国真理观的特采——以王船山为中心的考察”。
2007年10月30日，童世骏参加本人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的结项评审会，项目成果获得通过。
2007年11月2日，童世骏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上海理论界学习十七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并作题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发言。11月10日，出席在福州召开的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会议，并作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事件”的发言。11月25日，参加上海社科院主办的“资本与经济伦理”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昂内特论网络资本主义”的发言。
2007年11月3－5日，杨扬参加“第二届张元济学术研讨会”，做题为“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的主题发言。
2007年11月10-11日，陈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由国际儒联、上海师大共同举办的“2007国际儒学高峰论坛”，提交、宣读论文：“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2007年11月10－11日，许纪霖在昆明参加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担任会议评论人。
2007年11月12日，许纪霖在云南师范大学演讲，题为“大学生的四个LEARN:从中西比较反思中国大学生活”。
2007年11月12-17日，本所研究员高瑞泉教授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此次访学，高瑞泉教授将参加该校的“中国年”活动，并出席“The New Humanities in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做题为“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的报告。
2007年11月16日，雷启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题为“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以清末民初的编辑出版为中心”。
2007年11月20-23日，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参加“第四届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本次会议主题为：“儒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观、以及孔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贡献”。
2007年11月20－23日，杨扬参加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研究”学术研讨会，主持会议讨论。
2007年11月23-25日，刘梁剑在杭州参加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儒道经典与中国思想” 学术研讨会，递交论文提纲“先秦哲学语法考察”。
2007年11月28日，顾红亮在美国伊利诺利大学作题为“morality, violence and a world without thieves”的讲座。
2007年12月1日，许纪霖出席由上海社联、华东师大共同主办的“第5届上海学术年会人文教育专场”，在大会作主题报告：“人文教育何为？”。该文获第5届上海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2007年12月1-3日，胡晓明在昆明参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云南大学等联合举办“中国文论的常与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十五届年会”，提交论文：《略论文化意象的诗学》。论文主要内容：提出并从学术史与理论上论证了一种超越范畴、体系与命题的意象诗学。
2007年12月3日，许纪霖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演讲，题为“如何重建公共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选择”。
2007年12月4日，许纪霖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演讲，题为“世俗社会中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2007年12月4－6日，陈卫平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深圳大学共同举办的“中、西、马的对话与中国哲学的创新”，宣读论文：“走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
2007年12月5日，郁振华参加上海市社联学术年会，在青年专场作主题发言，题目是“时代之思”。
2007年12月9日，许纪霖出席上海社联主办的“第5届上海学术年会全体大会”，在“名家演讲专场”中作学术报告，题为“从公理到公意：五四政治核心观念研究”。
2007年12月10日，许纪霖在复旦大学世界与中国论坛演讲，题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2007年12月15－17日，本所研究员许纪霖在香港出席由教育部、香港教育局主办的“第14届华夏园丁大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演讲“从世界看中国，以中国看世界”。
2007年12月30-31日，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赴印度新德里，参加印度文明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共同主办的“知识、智慧与精神——以中印哲学为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题为“Knowledge, Wisdom and Being: An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的主题发言。杜维明等国际知名学者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