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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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陈嘉映教授出版重要著作《哲学 科学 常识》
“现代性之反思：以正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讨论”学术研讨会召开
挪威科学院院士Gunnar Skirbekk和挪威卑尔根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Rasmus Slaattelid在我校共同做二场报告
儒学博士梁燕城论“彩虹文明”与全球和谐
桑德尔做客思想所作学术演讲
齐泽克作《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讲座
思想所举办多种学术沙龙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陈嘉映教授出版重要著作《哲学 科学 常识》
《哲学 科学 常识》陈嘉映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
本著作的主旨是研究理论认识形态的基本转变，主要是从哲学理论到科学理论的形态转变，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哪些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其深层关切是，在实证科学以它的方式提供了世界的整体图景之后，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西方古代哲学及中古哲学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巫史传统以及神话宗教，它意在为世界提供客观普适的理论解释，为了突出这一点，可以用“哲学-科学”称谓之。
哲学-科学理论是道理的系统化。理论加以系统化的那些道理来自常识。在一个理论中，那些包含在正常情况中的道理，通过某种疏通和变形，获得组织，其中有某些道理上升为原理，把包含在多种常识中的多种道理连成一个系统。理论的系统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减少原理的数目，把定理和原理联系起来。理论用这个整体的道理对世界做出整体解释，而整体解释把我们带到对世界的更深层面或更高层面的识见。
哲学-科学理论用自然可理解的概念加以表达。这使得哲学-科学理论与常识始终保持联系。然而同时，这不仅使得哲学-科学理论在面对由仪器和实验产生的奇异现象之际无能为力，而且，由于任何自然语言都保留着特殊性，因此，哲学-科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无法真正成为客观普适的理论。
为了提供客观普适的理论，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客观普适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数学。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科学革命时期理论概念的转变，并指出这一转变是以数学化为指导的。由此，本书初步回答了自然科学为什么具有数学化导向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疑问。
通过对概念方式转变的一些重要案例的研究，本书揭示了实证科学理论与哲学-科学理论的基本不同之点。
在这一进程中，本书重新阐释了一系列重要概念，例如感应与理性、经验与实验、概念与语词、自然与必然、规律与机制、假说与理论等等。通过这些重新阐释，本书回答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科学理论具有预测能力而哲学理论不具有预测能力？物理学是不是关于实在的研究？等等。
本书的最后一章总结性地探讨了哲学、科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这些探讨表明，实证科学必然逐渐远离常识，无法得到自然理解。因为它们所依赖的数学，其普适性基于量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虽然可以保证长程推理的有效性，但却是以丧失直观和感性为代价的。尽管物理学类型的科学能够把握事物的客观结构，能够做出大量精确的预测，但它必然将心灵留在其研究眼界之外，因此，物理学即使达到“终极理论”，这一理论仍是残缺的。另一方面，哲学探索应始终在自然理解的层面上展开，但因此，哲学并不能提供普适理论。
本书重新审视了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相互呼应的见解。
胡晓明教授出版《诗与文化心灵》
《诗与文化心灵》胡晓明著 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诗无论有多少复杂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历史的形态，其背后总有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心灵”。
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时代的诗学，其实也是探索了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早期酝育过程。尤其是如何经由宗教心灵而人文心灵的创造，又如何回应礼乐崩坏的危机。
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与唐宋一些诗学问题，看似片断零碎，其实也是着眼于唐宋诗型的文化意味，着眼于一个较大的文化诗学逻辑：唐宋诗学之转，是如何由一种浪漫高华的诗学，中间经过中晚唐文化危机的激荡，终归于人文心灵的重建。
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体及其嗣响。时代社会发展的耀眼光芒，会将人文历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来。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后是一个悠久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的尊严。而“以文字为诗”其实才是中国诗的大关键，“以文字为诗”的传统并没有复活，导致中国现代诗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整个躺在纸上。
还有一个问题是情感、思想与诗的关系。宋诗派无疑更重思与诗。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已经讲得很好：“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陈寅恪在另一处亦讲：“士之读书治学，盖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有情而无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
以上三章的内容，涉及三个大的时代，秦汉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国）之交。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即国族文化最感性的心灵，如何回应时代的危机。诗与思想的关联，由此而成一个学理的系统。
作者学思历程与时代的痛痒相关，也由此而显露。二十世纪一件大事，正是中国诗（中国文化的象征）由摧残而毁灭、而渐渐复苏的时代，有多少云天苍凉、多少惊心动魄。第三章所以多论及陈寅恪的诗学，其背景正是此一重要的象征意义。诗学研读，这里获得了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时代的人间情怀，又得到了历史人文的骨力与诗性心灵的浸润。这样来自历史深处，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识，就是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即中国诗性在危机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心灵的崇高与优美、挣扎与再生，都是题中之义。
在最后一章里，还涉及到文化诗学的通论。文化诗学主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是：第一，文论的阐释力，如何与史论和哲学一样大，而又不失其文论的特性。第二，文论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如何重建文论的中国性？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透过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阐释，来张扬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文论。力图通过诗与文化意识的互动式观照，得到一种新的美学图景。
陈赟博士出版《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
《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是作者自1997年至今所撰写的部分论文的一个结集，这个选集意在标画中国人历史地开启的特有生存境域。
《孟子·万章上》云：“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对于通过我们自身的限制性意识而敞开的“天”而言，它首先并不是作为创造（造物主）的源泉，不是作为有所驱动的主宰（“或使者”）而进入我们的世界的，也即它并不是作为宇宙或本体，而是作为我们自身的限制性界域（“在外者”）的角色出现的。并没有因为限制的存在而导致一种对“天”的皈依的、信仰的意愿，而被引向的恰恰是如何面对它，如何“对越在天”的问题，也就是领悟到天命之人拿什么来与天相配、相宾的问题。正是这种相配、相宾的意识，开启了“天地之间”或“天下”的生存境域。这一境域不仅仅将自己保持在思想及其诸种形态中，而且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进入到普通人的生命中去。无论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白蛇与许仙的故事，还是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都一再地把我们的视角从天空、天堂引向“天地之间”，仙女们并不留恋天堂的生活，而是深深地眷恋着人间世，由天堂－天空的仙女与人间－大地的凡夫俗子之间的联结而产生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它从天与地之间的联结而获得自己的深刻意义。这种联结标识了中国思想对人的位置的理解：“人生天地间”。“天地之间”这个独特的思想视域，在先秦及后世的文献中，一二再、再二三地被提及。它必须被作为中国思想的内在的或特有的视域来看待。在这一意义上，上述的“民间故事”，就必须被理解为传达了中国思想之特异性的“寓言”或“隐喻”，这种“寓言”与“隐喻”的存在，也深刻地标明了中国思想的那种特有视域在民间意识中表述自身的方式，也即进入到普通生命中去的方式。
作者不相信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化这样表述出来的历史规律之神话，在这一表述中，天下或天地之间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反，作者认为，天下没有消失，天下依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仍然以它的方式向我们开放着，真正的问题毋宁是，我们当作出何种准备，方能接纳它？
该书没有将天下或天地之间收缩在政治权力斗争的特殊场域，而将其打开为一种历史地、文化地开采出来的生活境域，当然，这个境域中有政－治的位置。这样做，是由于作者对“政－治”一词的中国内涵的坚持，这种内涵的实质是将天下从治理者的使用占有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每一个普通生命。在第一卷，作者试图表明，天下的开启方式并不能由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过程（专门的权力机构）所垄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不过是将天下还给天下的方式，而将天下隐藏于天下，正是还天下于天下的可能方式。在第二卷中，该书思考的问题可以理解为，语言及其固化形态使得天下之由藏而显，但也因此而遮蔽了天下的真正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接纳天下就成为问题。而在第三卷，一个隐含着的线索是，天下或天地之间境域的开启，其实是在“与于斯文”的过程中获得可能的，一旦深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中心古今的问题，所以，在当下状况下“与于斯文”的可能性，构成了第三卷的内在主题。
“现代性之反思：以正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讨论”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年6月8—11日，“现代性之反思：以正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讨论”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思想所主办，34位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著名学者以及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共提交了32篇学术论文，与会学者就政治正当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研讨。
6月9日上午9点，许纪霖教授代表思想所致欢迎辞，并回顾了2005年年底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主办的现代性政治反思学术研讨会，表明本次研讨会的渊源是两岸三地学者当年的共同约定，它是2005年会议的延续与继承，因此，本次研讨会也可以说是现代性问题系列会议的第二站。
政治正当性问题是现代性学术图景的聚焦点，会议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分AB两组，从中国政治正当性与西方政治正当性两个向度掘发，系统梳理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在中西思想史脉络中的学术谱系。
6月9日的首场报告由高全喜、蔡英文、李强与许纪霖四位知名学者领衔，高全喜教授区分了现代政治的三种叙事版本——科耶夫、施特劳斯与洛克的现代性诊断，并针对中国语境，质疑了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思想情境中的真伪性，最后倡导学习英美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非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蔡英文教授以1961年的艾克曼审判为出发点，阐释了阿伦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核心概念“罪恶之浮浅性”及其思想争端，并以此为叙事脉络，提出了“宽恕”的可能性问题。李强教授以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方法为思想资源，从人的历史性存在为理论起点，论述了代表制与真理等历史主义合法性问题。许纪霖教授则细致清理了古今中国政治正当性的转型历程，在世界观意义上，发生了三大转捩：从古代的天理到晚清的公理，从晚清的公理到“五四”的公意，从“五四”的公意再到三四十年代的民意；在政治正当性意义上，许纪霖教授认为近代中国建立了三个正当性的轴心：自由的正当性、民主的正当性与富强的正当性，并相应地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种政治思潮。评论人江宜桦教授以自己独特的阅读方式，先对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串线式复述，然后针对各篇论文的关键性环节进行了独到的剖析。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与会学者充分交换了各方意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月10日上午第5场的A组报告，刘擎、周濂与周保松三位学者聚焦于正当性（legitimacy）与证成性(justification)问题出演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学术戏剧，与前面各场报告迥异的是，这场报告的三位主要发言人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自己论文中的观点，然后留下了充裕的自由讨论时间，他们从概念的梳理入手，从西蒙斯与罗尔斯的学术思想吸取精神涵养，针尖对麦芒，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场报告论域集中，问题突出，并且三方知根知底，问题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深入，为与会听众提供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筵：周濂老师援引西蒙斯的学术资源，区分了正当性与证成性这两种不同概念；而刘擎老师则认为，这种区分弱化了正当性原有的概念内涵，因此，与其区分两者，不如抛弃这种区分，还正当性概念之素有清白；周保松老师亦从罗尔斯的思想进路出发，为罗尔斯对正当性与证成性的探讨进行了辩护；亦有论者引用奥卡姆的威廉“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说，对这种区分进行了批驳，评论人钱永祥先生以及与会的其他学者都积极介入了这个妙趣横生的话题，此次报告堪称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高潮。
同样值得书写的是6月10日下午第7场的自由讨论，两日来的报告虽然为与会学者烙上了共同的研讨背景，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分组讨论，双方的互动交流并不充分，自由讨论的进一步切磋则催发了双方的互动激情，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关怀之下，双方融会中西政治正当性的论域，可谓是前6场研讨会的升华与总结陈辞，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平台！
上海学术会战之后，6月12日，两岸学者移师浙江大学，继续探讨上海会场未竟话题，并就现代性在当代面临的挑战问题再次敞开心扉，交换意见。本次研讨会是继去年“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思想所举办的又一场大型学术研讨会，政治正当性问题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核心问题，在中国语境中越来越突显出它的迫切性，本次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主要探讨了中西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正当性问题，那么，中西当代语境下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又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这或许是本次研讨会向学术界发出的未来邀请。
思与文讲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国家认同问题
2007年4月16日上午9：30，何包钢教授应思与文讲座邀请在理科大楼A212为我校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何包钢教授现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中文译者之一。讲座由许纪霖教授主持，历史系刘擎教授及一些院系的学生与席。
何教授近年来的研究重在中国的乡村民主，关于亚洲的联邦主义等等。在进入协商民主与国家认同这个中心问题前，何教授先谈论“如何确定国家边界”的问题，这涉及政治的正当性及合理的问题。在原则上存在四种，分别是地理、语言、历史及民主。前两种形式何教授皆指出容易造成的问题，而将重点落在后两个原则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有冲突，也有缓冲地带。民主不能忽略历史，但也不能一味诉诸历史原则。在民主公投原则又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民主原则背后可能隐藏着实质的反民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反思进入研究视野。民主协商注重真诚性的对话与交流，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一些分歧，何教授特别谈到一种他认为有些乌托邦式的与国家保持距离的“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何教授认为，协商民主一定要与国家保持关系，才能使问题的解决更加有效。
何教授的报告激起热烈的讨论，他上面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在座师生的提问。可以说这场讲座的互动是非常有效的，这与何教授清晰的思路有很大关系。一场讲座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问题留待文字背后的交流。
“思与文”讲座：《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
5月17日下午，香港岭南大学许宝强做客“思与文”讲座，在理科大楼A212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的学术报告，新闻传播学院雷启立主持了讲座。
许宝强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识教育学士后文凭课程主任，著有《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富裕中的贫乏——香港文化经济评论》等，他在文化经济学、教育与文化研究、社区经济等方面很有独到见解。
许教授在报告中首先点明目前政治经济学出现文化转向这一现象，并列举文化转向和社会脉络转变的表现，从而引出知识论的反思。随后许教授对自身学科素养形成过程做了简述，引出他的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经济学思考：经济和文化是两个相互构建的概念，经济是文化的，而文化又是经济的，“经济”和“文化”是“混杂”的概念。许教授接着列出文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包括生产、消费、表述/呈现、身份、规管五方面，这之间是相互扣连的。其中脉络是十分重要的，许教授指出文化研究并非就是研究文化，准确地说是研究脉络。最后许教授认为文化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继承和补充。
最后我校许纪霖、雷启立等老师就犬儒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问题同许宝强教授展开了讨论。
挪威科学院院士Gunnar Skirbekk和挪威卑尔根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Rasmus Slaattelid在我校做二场报告
5月15日下午3:00，当代北欧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及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北欧哲学学院委员，挪威研究委员会委员、挪威科学院院士Gunnar Skirbekk和 挪威卑尔根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Rasmus Slaattelid在理科大楼A212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概念适当性的论证—现代挑战与哲学回应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文科学中的模型化》。本场报告由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主持兼翻译。
Gunnar Skirbekk院士报告的中心论题是哲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这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把注意力放在现代社会产生的迫切问题的哲学方面（“自上而下”），另一方面关注把哲学运用于实际问题时遇到的挑战（“自下而上”）。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概念的适当性。
Rasmus Slaattelid教授报告的中心是人文科学中的模型，他认为模式经常被用于社会科学，但是在人文科学中也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模式，而且经常会对其进行反思。他着重介绍了用来教育和启发的阐释的视域模式。
5月16日下午， Gunnar Skirbekk和 Rasmus Slaattelid又分别做了学术报告：《哲学教育何为，为何，如何——以及为谁？》和《培育独创性》，并以此祝贺《时代之思》中文译本的出版。
Gunnar Skirbekk教授报告的中心论题是对年轻人的哲学通识教育：为何，何为和如何这三个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首先他对中国哲学的悠久传统进行了肯定，认为这个主题对中国的教师教育精英体制而言有某种特定含义。他归结现代大学生的哲学通识教育问题是：教育的重点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教学方式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不应从教学法的问题着手，而是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关于针对这些学生哲学通识教育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最后他强调例子、叙事和自我学习在哲学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Rasmus Slaattelid教授报告的中心是科学是什么？怎样界定“创新”，我们从哪里找到“创新”的标准？
思与文讲座：儒学博士梁燕城论“彩虹文明”与全球和谐
5月22日上午9时，思与文系列讲座邀请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主任，《文化中国》主编梁燕城博士于理科大楼A212作题为“后现代中国彩虹哲学与文化的理想——从中国哲学去架构和谐思想”的学术讲演。梁博士围绕当代世界后现代主义思想与全球化意识泛滥，中国应当如何利用传统的和谐思想以及“彩虹文明”的优势参与到全球一体多元建设中的话题，给出自己全新的思考。
首先，梁博士整体概括后现代文化的哲学定义与概念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滥觞。他说，80年代由利奥塔指出一切文化都由话语（Narrative）构成。自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出现后，科学也被认为不外是一种“语言游戏”。后经德理达揭橥“解构主义”大旗，认为语言内部无结构而言，一切可以解构。于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解构性”。
梁博士深入分析到后现代文化引发的诸多问题。其一就是散立的虚无主义，一切个人与文化都各自孤立，无共通性，也无客观真理。其二，多元散立而无沟通，传媒控制信息，沟通扭曲，共识不可能。梁博士指出重思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如何重建沟通，重建普遍与多元的价值。
随后，梁博士结合中国卷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提出。他说，全球化是全球网络的时代，其时代精神是一体多元。梁博士认为，全球化若有最终发展，应当就是“彩虹文明”（Rainbow Civilization）框架，即令一体化的全球发展与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彩虹文明”框架是梁博士对于全球格局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和展望。
但同时，全球存在不和谐甚至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的趋向。梁博士将化解这些不和谐因素的途径寓于中国传统儒家的“和谐”思想。他指出，“彩虹”的象征为和谐，是不同者能共同存在，以其特色贡献而能构成一整体的美丽。梁博士的“彩虹文明”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文明和谐观念基础上的，应对全球化中的不和谐图景，契合一体多元的时代精神而提出来的全新的哲学理论框架。
最后，梁博士阐述了这种框架的文化哲学涵义。这种文化哲学的基础是给与“他者”以发挥和认同的空间。西方哲学家Martin Buber最早提出哲学意义上的“他者”概念，即“我—你关系”，这是多元和谐共存的基础。而中国文化中亦存在“他者”的观念，梁博士以《论语》、《易经》，礼学等为例，指出和谐是一宇宙的本体原理，中国的“他者”即三才：天地人的和谐。
世界的“公民”？公民的“世界”？
2007年5月25日下午3点，大夏讲坛第44期于华东师范大学新逸夫楼报告厅举行。本讲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Michael J. Sandel（桑德尔）作题为“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ITIZEN？”（“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的学术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任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世骏担任翻译。讲演吸引了数百名师大师生与席聆听。Sandel教授系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曾任小布什政府生态伦理学总统顾问团成员，著作等身。
“公民身份认同”的两个因素与四个挑战
Sandel教授指出我们最常说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是作为公民身份认同的共同因素之一。而公民身份认同的第二个因素是公民对于公共问题的共同“声音”（理解为“意愿”）的表达。公民身份在有效性化的过程中存在四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全球化过程造成的各类共同体形成的大小变化。因为，道德同情在小共同体中更易实现，而非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获得远比同一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更艰难。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雅典的政治共同体的单位是城邦，但在现在世界中的政治共同体远较雅典城邦大得多。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共同体的爱国主义与自豪感时是与家庭等小共同体一致的。在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的当下，这种爱国主义及自豪感也是与小共同体的相一致的。我们需要思考全体公民如何形成“全球共同体”以处理这种超越以往共同体面临的基于同样“共同善”（Sandel教授提出的特殊的哲学范畴，是建立于共同理性上的哲学意义的“善”）的各种难题，如全球环境问题等。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化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富差距造成的“公民身份认同”的困难。这种全球化经济市场在促进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市场分配的公平性，世界各国的经济趋于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公民对“共同善”的“公共商议”的机会被生活的贫、富两种世界所隔离而剥夺，从而导致共同体的认同感下降。Sandel教授认为，公民进行“共同善”的“公共商议”的基础是“公共生活”。
第三个挑战是政治（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缺乏。这种缺失是形成这种自由的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而政府的管治与“金钱”的操控加剧破坏政治的自由氛围。
第四个挑战是“公民德性”的教育推广有待提高。“公民德性”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学校教育，公共教育同等重要。“公民德性”只有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与“公共商议”，目睹政治成效的结果才能获得。市场的张力因此将公民的眼光桎梏于自我的利益而非“公共善”。Sandel教授认为，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培养“公共商议”的机会才能更多地增长“公民德性”与公民共同体的认同。
“多重公民身份认同”与公共体认同
Sandel教授在每一段讲演过后，立即接受现场师生的踊跃提问与质疑，并简明扼要地予以自己的理解与解答。概括来看，Samdel教授的“公民身份认同”蕴含有“自由”的哲学概念，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消极”自由（Sandel教授比喻为Shopping-Bar式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能使公民对“公共善”有所承诺，使公民能够获得参与公共商业的实践与体验。
Sandel教授并不完全认同哈贝马斯、罗尔斯的“公共体认同”的理解。他的“多重公民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世界公民”的共同体植根于各民族、各地域的各自文化的政治、宗教、文化因素，并非“切断”或“抽空”建构的“抽象共同体”。
Sandel教授著有《民主的渴求：探寻公众哲学的美国》（1996），《公众哲学：政治道德论集》（2005），《反完满的实情：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2007）等书。其中《自由主义与正义的界限》（1982）被西方学界视为少数几部最有影响的挑战罗尔斯理论的力作之一。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里，成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Sandel教授从“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化解当代西方社会中政治参与冷漠症的有效途径就是塑造一种富于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观念。
尽管这种“世界公民”吹诩遵从各民族国家的各自政治、宗教、文化因素，更近于“乌托邦”的设想。一场讲演不能消解西方政治学对于公共领域、“公共商议”、“世界公民”的争论，但却无疑可以引起我们对于“积极世界公民”的“公共性”意识的更深思考。
徐贲教授谈群众理论与反乌托邦文学
2007年6月4日上午9：30在理科大楼A212，徐贲教授做了一场关于“群众理论与反乌托邦文学”的报告，讲座由许纪霖教授主持。徐贲教授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报告的主题是群众理论与反乌托邦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徐贲教授将其研究的“群众理论”限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包括了三种形态：心理学模式、生物学模式和人类学模式。徐教授主要讲前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治疗型的，通过催眠等手段；第二种模式则借助自然科学，将人性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把群众想象为“细菌”、“肺病”，这一理论后为希特勒所用。在反乌托邦文学中，徐教授列举了三个文本：H. G. Wells的Island of Doctor Moreau，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通过分析反乌托邦文学，来看它是如何运用“群众理论”对群众的想象。在文本中，群众基本上被当作一个没有思想的群体，但是它背后又隐含着某种威胁性的力量。它要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用科学的手段将乌托邦的预言粉碎掉。
报告结束后，师生就这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学生的提问，给徐贲教授更多的空间展开他的论述。在风格上，与一本正经做报告相比，徐教授回答问题似乎更有魅力。在讲座结束时，许纪霖教授批评了当代学生无关怀这一状况，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思考。
齐泽克来沪作《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讲座
6月15日，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共同邀请，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精神分析学教授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上海社科院作题为《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的讲座。讲座由上海社科院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报》总编许明主持。
齐泽克教授列举了众多例子来论证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小写的主体如何通过虚假拟的新行动，“积极地”维持了结构的稳固，并在这样的结构中维持着被主体自身发明的身份。他引用了中世纪欧洲“哭丧女”、黑泽明的两种迥异的电影风格在东、西方不同的接受程度等例子，来印证主体自身的Image 与经过他人眼睛观照的Image之间协同和互动的关系，揭示了意识形态建构中的表演性。此外，他还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思想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软弱，敏感地总结出“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幻觉功能”，对当下文化研究学界颇有警示之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擎就“左翼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这个话题与齐泽克教授展开了讨论。
思想所举办多种学术沙龙
思想所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举办跨学科学术沙龙
200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在理科大楼204，一场关于“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课题的沙龙在此举行。沙龙由许纪霖教授主讲，与席的有课题组成员刘擎副教授、陈赟副教授，及一些院系学生。许纪霖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一些目前学术界尚缺乏研究的问题。从大的框架讲，许纪霖教授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即：纵向看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与古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系；横向看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与近代西方政治正当性的异同；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在此框架之下，许教授从五个方面来具体阐述这些问题，包括：古代的天理的正当性如何转化为近代公理的正当性；近代新的政治正当性的基础的内容；国家富强观念的兴起；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促使五四思想家思考如何重建政治精神；宪政实践。
演讲结束后，陈赟副教授、刘擎副教授分别从中国古代和西方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同时，讨论表明相同的词汇在中国古代、在西方、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语境，切忌简单的比附。在座的学生对感兴趣的、疑惑的问题向许教授进行请教。沙龙气氛轻松而理性。
许教授的演讲框架与视野非常大，很具有启发性，具体细致的研究将是许教授进一步的工作。许教授也预告了课题组另两位成员陈赟副教授、刘擎副教授将要举行的沙龙活动。
思想所陈嘉映教授谈“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
5月22日晚在理科大楼A204，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主持了题为“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的学术沙龙。
维特根斯坦是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沙龙上，陈老师与师生一起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首先，陈老师以S.G.Shanker为维特根斯坦的申辩为切入口，解析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中的矛盾观点。其次，陈老师通过对希尔伯特和维特根斯坦关于形式系统规则观点的对比探讨了维特根斯坦数学哲学中的语言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数学的现实意义，陈老师说有人认为数学可自由创造，有人认为数学必须依靠物理学，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在无意中被应用于量子力学。同时陈老师认为当存在矛盾时，如果增加或减少一个规则可以消除矛盾，那么消除系统中的矛盾就是另造一个新的系统。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里，数学中的各种重要观点都已经包括在内。
陈嘉映教授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见解，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译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和专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存在与时间”读本》等。
思想所“中西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研究”沙龙
6月8日上午，由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主持的“中西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研究”学术沙龙在理科大楼A204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刘擎老师等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与会学者围绕“中西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生动活泼的思想交流。其中，华东师大刘擎老师认为研究这一主题要注重“正当性”的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缘起和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要对其进行哲学概括等。华东师大哲学系陈赟老师针对此主题谈了自己的知识架构，并系统的谈了中国古代政治正当性理念及这种理念在政治中是如何展开的；同时还谈了现代“政”和“治”与古代“政”和“治”的区别。萧延中教授针对陈赟、刘擎等老师的观点从历史的框架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阐述了天文、地理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影响。在这场仁智各见的学术交流中，许纪霖教授提出要以“问题为主导”、抓住主要几点来谈而不能泛泛而论；并提出此主题作为课题研究应该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并不需要思想的完全整合。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2007年5月21日许纪霖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的演讲。
许教授指出，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起过去的传统士大夫，社会政治地位已经大大下降。这固然不错，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 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许教授称之为“知识人社会”。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许教授说，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再有社会担当。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知识人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许教授追问：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
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国共之间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了。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
从19世纪中叶道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许教授慨叹，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7年4月2日，我所研究员郁振华应邀在Missouri Western State Uniiversity 作讲演，题目是“Thin and Thick Epistemology” 。
2007年4月2日，应浦东新区党校邀请，文军教授为在新区党校学习的四川省干部做了题为“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学术报告。
2007年4月5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上海戏剧学院作了题为的“独特的就是好的：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建设的反思”的演讲。
2007年4月10日晚，我所研究员陈嘉映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沙龙：《中国诗歌中的伦理维度》。
2007年4月10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绍兴文理学院演讲，演讲题为：“世俗社会中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2007年4月10日，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阳光青少年服务中心的邀请，文军教授为500多名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做了题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国际比较”的专题报告。
2007年4月15－20日，我所杨国荣教授应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之邀，前文该所访问，并在该所作学术报告。
2007年4月17日至20日，我所童世骏研究员参加浙江大学主办的“文明和谐与创新国际论坛”，并作题为“论基于对话普遍主义的‘天下’观念”的发言
2007年4月17日，应浙江省温州市委党校的邀请，文军教授为在温州市委党校学习的处级以上干部做了题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及其面临挑战”的学术报告。
2007年4月20日，文军教授出席由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同济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做了“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类型及其支持系统”的专题报告。来自国内外60多名城市问题研究专家出席了该会议。
2007年4月27日，我所研究员胡晓明应邀至南京大学参加会议，《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文化》（？）
2007年4月29日，应商务印书馆邀请，文军教授在上海出席“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并就上海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做了发言。
2007年4月30日下午，应上海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邀请，文军教授在上海市委党校出席“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题研讨会”。
2007年5月8日晚，我所研究员陈嘉映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沙龙：《隐喻与认识》。
2007年5月8日，我所研究员姜进主持召开“上海大众娱乐文化变迁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华东师大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举办。
2007年5月9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研究”的演讲。
2007年5月10日至13日，我所童世骏研究员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哲学与社会科学”（“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The Civilizing Tendencies of Capital and the Limits Latent within Them”（“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度”）的大会发言。
2007年5月10－11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广州参加由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馆主办的“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学术探讨会”，发表论文“多元现代性与中国文化”。
2007年5月11日至13日，我所罗岗研究员参加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召开的“新诗研究的方法”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整体性危机”与新诗批评》。
2007年5月12日，应浦东新区党校邀请，文军教授为在新区党校学习的浙江省干部做了题为“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及应对之策”的专题报告。
2007年5月17日，我所研究员郁振华在哈佛燕京的“2007年儒学研讨会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超越中西之争，直面问题本身”的发言。
2007年5月21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天津文博研究院演讲，演讲题为：“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
2007年5月21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演讲，演讲题为：“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2007年5月22日晚，我所研究员陈嘉映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沙龙：《维特根斯坦论矛盾》。
2007年5月26日，我所研究员陈嘉映在同济大学参加“德法之争”国际研讨会。
2007年5月26－27日，文军教授应邀在南京大学出席“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联盟联合发起和举办。文军教授在会议上做了“有意图行为与未预期后果：城市化建设与居民生活结构的重建”专题报告。
2007年6月2日，文军教授出席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关于上海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集体研讨学习，并被市委宣传部聘为九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团成员。
2007年6月7日上午，文军教授在浦东新区出席“中美社会工作实践国际研讨会”。该会议由华东理工大学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共同举办。
2007年6月7日下午，文军教授出席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的“加强残疾人基本保障，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做了“论残疾人的社会排斥及其社会工作介入”专题报告。
2007年6月8－11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上海参加由华东师大思想所主办的“现代性的反思：以正当性为中心的讨论”海峡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重建正当性：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论纲”。
2007年6月8－11日，我所刘擎研究员在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现代性之反思：以正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讨论”海峡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论文对约翰·西蒙斯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论述做出批判性的考察。
2007年6月8－11日，陈赟副教授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举办的“现代性之反思－以正当性观念为中心的讨论”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提交学术论文并做评论。
2007年6月10日，应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邀请，文军教授为浦东新区的1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做了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专题报告。
2007年6月12日：我所研究员许纪霖在杭州参加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华东师大思想所联合主办的“公共哲学学术座谈会”，并作了题为“谁握有文化领导权？”的发言。
2007年6月15日至17日，我所罗岗研究员参加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办的2007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2007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Conference)，组织了主题为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pedagogy: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formal education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的panel。
2007年6月16日，我所童世骏研究员主持在上海社科院召开的上海社科院200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论坛暨上海市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资本，文明与人的发展”，并作题为“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发言。
2007年6月17日，我所童世骏研究员出席上海市社联、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的“和谐：心理年薪事件”深度研讨会，并作题为“建设融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和谐文化”的主题发言。
2007年6月20－23日，文军教授在韩国首尔出席“东亚青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由中日韩三国联合发起，由韩国明知大学（Myong-ji University）承办的。文军教授在会议上做了“上海外来务工青年发展研究”的专题发言。
2007年6月25日，我所刘擎研究员主持学术沙龙“卑污的结构——或，真诚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07年6月26日和28日，应“东方讲坛”的邀请，文军教授分别为宝山区和闵行区的干部做了题为“贯彻落实上海九次党代会精神”的专题讲座。
2007年6月29日，应“东方讲坛”的邀请，文军教授为杨浦区环保系统的干部做了题为“上海城市环境建设中问题与对策”的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