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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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高瑞泉教授主持“章学诚思想与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思与文讲座——冯象先生漫谈《圣经》与译经
陈勤建研究员作客丽娃讲堂
思想所学术沙龙“英语学术文献翻译中的若干问题”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杨扬研究员入选教育部2006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
顾红亮研究员获上海市2006年度曙光计划项目资助
高瑞泉研究员主持“章学诚思想与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屡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但鲜有专门的学术会议以获交流推进之功。有鉴于此，2007年3月18日，由我校人文学院和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逸夫楼431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思想所研究员、人文学院院长高瑞泉教授主持。来自日本和国内高等院校的学者共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学者们学识渊博，各抒己见，不仅发表了各自关于章学诚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场气氛异常活跃。此次研讨会既是一场哲学内部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碰撞，也是一场历史学和哲学思想之间的碰撞，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思与文讲座——冯象先生漫谈《圣经》与译经
2007年3月22日下午3：00，受思想所邀请，冯象先生在理科大楼508为师生做了一场关于圣经及其翻译的演讲。讲座由思想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先生主持，出席的还有哲学系冯棉教授，思想所刘擎研究员、陈赟研究员，以及传播学院雷启立副教授。冯象先生曾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律博士。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
冯象先生认为不能仅仅将《圣经》视为基督教的经典，而应该将其视为研究人类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的经典。与国外及香港不同，《圣经》在中国的地位是很低的。以此为开场，冯先生分两部分进行讲述：一是《圣经》的形成过程，二是他个人为何要翻译。前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冯先生却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引人入甚。后者他则谈到由于通行的三个中译本存在的问题，从而激发他重译《圣经》的愿望。他也在谈到自己的译经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如一些词汇尽量与西方哲学关联起来，考虑读者的感受增添语言色彩，增强叙述逻辑等等。
演讲非常的成功，在场的师生随着冯先生一路从耶和华创世走到现代基督教的建立，《圣经》的历程鲜活地展现出来。在演讲之后，一些师生就关心的问题向冯象先生进行请教。正如冯象先生所说，《圣经》不仅是宗教的书籍，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相信通过这次演讲，会有更多的师生对《圣经》感兴趣。
陈勤建研究员作客丽娃讲堂
2007年3月15日，丽娃讲堂新学期再次开讲。思想所陈勤建研究员，以“从田野作业切入的三重研究法”为题，开展了精彩的讲座。
陈研究员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引子切入正题，倡导文化研究的“从田野作业切入的三重研究法”，即把田野调查得来的活的化石材料，经典的、非经典的文字材料，考古的材料三种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在讲座中强调，“田野作业”和古代的“采风”有很大的不同，田野作业是在多元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摒除先入为主的心态，以平等、对话的姿态，亲自深入民间、底层进行调查，取得最为鲜活的材料。陈老师还以自己对中国南方鸟文化的研究为例，提醒同学们在做调查时对待二手研究材料要格外小心，在田野作业中不要囿于本学科视角，应该有开阔的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方式。
最后，同学们还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陈教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整场讲座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陈研究员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和精彩的演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思想所学术沙龙“英语学术文献翻译中的若干问题”
2007年1月16日晚6点，“英语学术文献（人文社科类）翻译中的若干问题”主题学术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212室举行。本次沙龙由思想所刘擎研究员主持讲授，思想史等专业研究生参与讨论。沙龙对当下学术翻译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到位的评述，并对学术翻译中的文本理解等问题进行了例证结合的解析。
刘研究员指出，当下中国学术翻译的格局是“能做的不太愿意去做，去做的又不太能做”，究其因，这种困窘的处境源于对待翻译的普遍“不友善”，首先是稿费低，其次是“待遇”差（学术翻译不被视为学术成果）。在这种格局之下，甚至衍生出如此荒唐剧——译作比原作“玄奥”，原作比译作“浅白”，原作之清晰与译作之费解截然相反，而一头雾水的读者惟有自责未能尽解贤哲之微言大义了。这样，学术翻译的现状怎不令人堪忧？
随后，刘研究员以数篇研究生翻译习作为分析底本，通过指出这些习作之错讹，深入浅出地道出学术翻译中的文本理解问题，并向同学传授学术翻译的一条基本原则：先干干净净，后漂漂亮亮，倘若干净漂亮不能两全，那么，宁取干净，忌求漂亮。这些英文文本本身都非常清晰，然而在译者笔下却变得如此费解，一方面要归因于文本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遣词造句问题，因此，刘擎老师建议同学们像小学生那样认认真真地“造句”，首先把原文的意思清晰地表述出来，先求信达，再求雅致，只有在信达中传意，方能在雅致中传神。
最后，刘擎老师与研究生们进行了交流讨论，他建议研究生们多做翻译工作，因为我们只有对原文有了充分的领悟，翻译才有可能，所以，“翻译可能把我们理解到七八层的东西理解到十一层”。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2007年3月20日，思想所许纪霖教授应邀在上海政法学院作了题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演讲。
许教授认为，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如何从历史演变而来？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许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采取外在超越的方式，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中国式内在超越的形态，通过自我的心性与超越的天道的内在沟通，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方式，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之上，都存在着一个超越的神圣世界。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始世俗化。随着人的主体性位置的确立，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理性、情感和意志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当代社会由于公共价值的失落，在宗教、哲学、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层面，发生了严重的裂痕。
公共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使得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工具理性一开始躲藏在入世禁欲的价值理性目标之下，以后逐渐脱离后者而独立，入世也不再具有宗教救赎的形而上意义，而还其本来的世俗面目，一种新的救赎主义出现了，史华慈将此称为物欲主义的末世救赎。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意义、个人认同的建立，无不依赖于欲望的满足、物欲的占有和无穷的消费基础之上，社会彻底世俗化了。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内在发展理路。
许教授指出，正如欧美的世俗化从祛除神魅到物欲化的消费主义的出现，经过了三到四个世纪的漫长历史变迁一样，中国的世俗化历程，从19世纪中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到20世纪末物欲主义时代的来临，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曲折演变。简单地说，从古代的神圣社会，走到当代的世俗化时代，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之前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中国式的神圣社会。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步入世俗化的现代社会。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时代。
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世俗化重新起步，后理想主义成为八十年代的精神特征。
在第四时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信仰的失落”了。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神圣信仰，随着“文革”的噩梦醒来，骤然破灭。但对那代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精神折磨。一方面是物欲主义的蠢蠢欲动，攻入主流，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仍然坚守心灵，八十年代的人们是分裂的，矛盾的，于是以一种世俗化的后理想主义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后”，恰恰为后来九十年代物欲主义的大举入侵，偷偷打开了不合法的后门。
许教授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终于成就了世俗化社会，经过传媒的创造性建构，物欲主义演化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被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许教授认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由于宗教性的终极价值之匮乏，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迅速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更加深刻地卷入到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之后，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当代中国是一个欲望无限膨胀的时代，这些欲望基本是物质性的。无限膨胀的物欲维持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并导致了无穷的消费欲望。这些消费欲望不是客观存在着的，而是通过现代传媒、无所不在的广告被不断地生产、建构和放大。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是自我繁殖的产物，而传媒和广告便是其不可缺少的温床。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既便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获得建制性的合法化身份。
在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领域，虽然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但由于它们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这一切，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在当代中国的底层社会，各种民间宗教广泛流行，传统的民间信仰重新复合，乃至邪教和迷信猖獗，都是与世俗化同时出现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
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在这个世俗社会之中，世俗审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许教授指出，90年代中期以后，当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市场，它也参与了对人的重新塑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它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时代一个完整的个人：他是充满欲望想象的，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时具有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从无穷的欲望到无穷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个人形象。
这样的个人，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个人的本质被理解为他就是自己的所有者，既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也不是某个社群的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通过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来证明自己。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所有者所组成的。90年代以后，在一些经济学家的鼓吹下，将人之本性理解为所谓的“经济人”。这样的“经济人”就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的无限创造能力，相信科学和技术之万能，能够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中，无穷满足人的占有和消费欲望。人不仅能够生产欲望，也能够生产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一种魔幻性的物质力量。
史华慈将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称之为“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这种精神指的是一种全方位开放人的潜在能量，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外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现代性的浮士德精神是一种物欲化了的个人主义，虽然他体现为“英雄主义的生命理想”，但这种以物欲、占有和控制为目标的英雄主义，若无宗教精神或人文主义的制约，将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以精细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毁自然的家园和人类社会本身。
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与有生命、有生机、有意义的宇宙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空间的拓展，麦克弗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真正出现了。个人再次从国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的共同体，无论是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还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团体，不是被摧残殆尽，就是尚未组织起来。于是，被解放了的个人，便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
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关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代社会的个人，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从私人领域退了出来，而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开放时，人们在私人领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产生了个人权利意识，他们开始知道：我要什么，我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相应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反而迟迟未能落实。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权利之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无从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许教授指出，在物欲主义的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再成为主流的文化，而逐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仅塑造和建构了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对象。
世俗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当各种神圣价值和历史目的论被质疑、被无情地抛弃之后，文化走向了众神的世俗狂欢，变成了多元生活状态的自由选择。多元文化在真正的意义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出现了分化、断裂和分层：城市内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语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与乡村的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和鸿沟，彼此之间互相敌视，不可通约。在文化分裂的背后，则是社会的隐秘分层。社会等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而且在体现在文化身份上。享受什么样的文化，便意味着属于什么样的阶层，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文化变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资本。由于各种文化之上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彼此之间也匮乏整合的锁链，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实际上只是一种离散化，一种支离破碎的碎片化，反映出深刻的、难以跨越的社会鸿沟。
不过，从整个趋势而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衰落之势，而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公众传媒和网络世界的传播优势，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都是世俗时代典范性的文化，它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与以往的神圣文化和精英文化不同，它们彼此之间不再有审美和价值上的好坏之别，即使要分辩，也缺乏一个公认的超越尺度去比较它们。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选择，众声喧哗，一个文化平民主义时代出现了。
从表面看起来，当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个人归属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标准的束缚，似乎完全是个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自由的选择，并非仅仅是意志的一念之择，同时还须有自我理解、自我实现的能力。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当个人的内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于是市场的标准便成为了个人的标准。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
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世俗时代的明星与以往神圣时代的先知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不同，他们与各种终极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也不承当任何价值的重负。他们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种欲望的人格化。当平民文化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时，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汉、邻家女孩，就越来越具有大众的偶像意义。
在世俗时代，不仅精神生活的内容发生了转变，而且其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精英文化是启蒙的、智性的，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和想象。而世俗时代的流行文化则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启蒙的，它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和直觉。视觉文化从整体上打败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象的，而视觉是直观的，想象与深度有关，而欲望的满足只需要视觉的冲击。当今的世俗时代，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文字成为视觉的配角，广告则是这个时代艺术的经典体现。
人的欲望与理性不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需要永远的新鲜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脑皮层。于是，流行文化永远在追求创新：新的创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网络文化为不断翻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精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感，与世俗时代的自由氛围，恰成鲜明的对照。
许教授指出，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平台，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可知、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互动性、随意性和匿名性，使得人们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扭曲。网络作为一个社会，是虚拟的存在，但它所生产的价值，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反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殖民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丧失。当社会进入世俗化年代，价值的超越源头失落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认同的危机，社会不再有普遍的价值和伦理标准。即使有道德的话，由于缺乏共同的客观标准，也是相互冲突、内在矛盾。当价值丧失了客观性源头，而又缺乏公共的讨论来获得共识和自我立法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虽然否认统一的、至上的道德标准，但毕竟还承认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也同时被漫画化、虚无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的危机。
核心价值的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关。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过度的政治化经过八十年代的过度，到九十年代变为过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非常丰富，也相当自由，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异常地活跃。然而，过去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共生活，却没有转化为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由此而大为衰落。公共生活，本来是公众们为了实现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它是衡量一个共同体是否具有自主性的重要标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而是通过共同体内部成员经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内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
在培养公共文化、塑造核心价值方面，学校本来是最重要的场所。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当大学的线性传承衰落的时候，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乱世，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许教授最后忧心忡忡地问道：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当“发展是硬道理”代之以“和谐社会”新的理想的时候，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新世纪给走向世俗社会的中国人提出的严峻问题。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7年1月10日，应上海市科教党委邀请，我所文军研究员出席“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理论研讨会”，并就“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理念与内涵”做了专题发言。
2007年1月11日，我所文军研究员应邀参加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了望”栏目邀请，就“上海市普陀区建英民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事件接受了1个小时的专家专访。该访谈录音被播出以后被《当代文化研究网》整理成文字，发表在该网站的“半月谈”专栏。
2007年1月15日下午，我所文军研究员在理科大楼A202室主持了“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的提炼与诠释”跨学科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是文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非主流社会学的影响及趋势”的部分研讨活动之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其他高校的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教师及部分研究生共同参与了本次学术沙龙。
2007年1月16日，我所刘擎研究员主持“英语学术文献翻译的若干问题”沙龙
2007年1月17日，应浦东新区党校邀请，我所文军研究员为在新区党校学习的云南、贵州处级干部学员做了“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学术报告。
2007年1月18日，我所文军研究员应上海市青少年事务办公室邀请参加“如何保持上海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在全国的先发优势”的专题研讨会，并就这一主题做了专题发言。
2007年1月20－21日，应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邀请，我所文军研究员在上海浦东新区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共融与发展：和谐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学术研讨会，并应邀主持了“社会工作教育”专题的研讨会。
2007年2月，思想所赵修义研究员参加中宣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
2007年3月2日，思想所许纪霖研究员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之“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二十一世纪》出版100期学术座谈会”
2007年3月2日，思想所刘擎研究员在香港参加由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之“展望21世纪的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研讨会。
2007年3月16日，应浦东新区党校邀请，文军教授为在新区党校学习的广西、陕西省干部做了题为“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学术报告。
2007年3月17-19日，思想所高瑞泉研究员主持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和人文学院举办的“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国际研讨会。
2007年3月17-19日，思想所顾红亮研究员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和人文学院举办的“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国际研讨会。
2007年3月20日晚，思想所陈嘉映研究员主持沙龙“维特根斯坦与语用学”。
2007年3月20日，思想所许纪霖研究员在上海政法学院作了题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演讲。
2007年3月23日下午，应普陀区团委的邀请，文军教授为普陀区的团干部做了题为“如何做好社会调查研究”的学术辅导报告。
2007年3月27日上午，文军教授出席上海市社会学会举办的双月座谈会，就2007年两会热点问题和与会专家进行了专题研讨。
2007年3月27日下午，应上海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邀请，文军教授在上海市委党校出席“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专题研讨会，并应邀担任课题组的顾问专家。
2007年3月31日－3月1日，思想所许纪霖研究员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由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主办之“上海东京城市文化比较国际研讨会”。
我所研究员杨扬入选教育部2006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度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我校共有10人入选2006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6位，资助金额分别为20万元，资助时间为2007－2009年。本所研究员杨扬入选。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由原“高校青年教师奖”、“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等4个人才计划整合而成。该计划重点资助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其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为培养他们成为优秀学科带头人搭建台阶、创造条件。其具体实施办法为：每年遴选支持1000名左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期限为3年。资助经费总额为自然科学类每人5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每人20万元。
顾红亮研究员获上海市2006年度曙光计划项目资助
我所顾红亮研究员获上海市2006年度曙光计划项目资助。资助项目为：“现代儒家生活世界的重整：以梁漱溟为例”。资助金额为4万元，资助时间为：2006-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