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本书是《思辨短简》的增订本，由原来的一百多篇，增至二百余篇。原有的篇章删去了一些，留下来的也都经过了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润色，内容则一仍其旧，以保存不同时间的思想轨迹。关于本书体例，请参阅附录，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编者要我换一个书名，原拟用《海上短简》，但是承义认为这个名字不好，现在就用他建议的《思辨发微》作为书 名。
书中收有一些辩难文字，不论对方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我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含有学术以外的动机。自然我也碰到过恶意的攻击，曲笔构陷，捏造罪名，但这已不属于理论研讨的范围。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对方也往往持同样学术民主的立场，并不以我的驳诘为忤。我曾对《中国意识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提过反对意见，在我们经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他成了我所敬重的朋友，虽然我们的意见并未达到一致。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我很佩服青年友人学勤的远见卓识，他在为《传统与反传统》所写的书评中，就预告了我和那位后来结识的友人在精神上的接近，而那时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挟标榜之私的学风。他曾特别揭出"虚己服善"这四个字，以为亭林、船山诸老遗范可师。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以为他是那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可是读了上面那些话，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常以自己的至情与作者精神相冥会。如他读庄，曾就《天下》所叙，称惠施应黄缭之问，遍及万物而不休，乃是一大科学家。他看出庄子描写惠子博学之神趣是极详尽、极生动的。又称，庄子责惠施的逐物之学，只在其不知反己，而并不在其所阐发的科学思想。这实是高远之见，为肤学者所不能道。我尤其赞赏他论庄惠关系的几句话："二人学术不同，卒成至友，博学知服，后人无此懿德也。"的确，学术界似乎尚缺乏这种气量与风度。我谨记这几句话，为的是鞭策自己不忘涤除逞强好胜之风。十力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明心篇》，对孟子不无微词，曾遭非议，迄今未息。我不想为他的以大同反小康思想作辩解，但我认为他把孟子所主张的以圣王治天下称为"谬想"，是含有反对专制主义深意的。孟有胜于孔处，也有不及孔处。孔子有攻乎异端之说，但他毕竟主张和而不同，这就比孟子不息不著的激切说法显得宽容 了。
这里，我要订正本书中的一个错误观点。过去我相信黑格尔说的人性恶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我对荀子的"善者伪也"作了肯定评价。可是近年来当我进行自我反思时，也对黑格尔作了再认识。我对他的上述说法感到怀疑。●一九七六年我的《韩非论稿》，只说韩非继承了申商衣钵，发扬了韩国重术的传统，而认为他与荀子性恶论殊少关联。其实，他不过是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极端罢了。荀子认为人性恶可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改造，可是韩非不这样看。从逻辑的彻底性来说，韩非是对的。种子可以长出植物，石头却长不出植物，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所以韩非认为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这种性恶论自然不会相信人，尊重人，因为照他们看，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我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几乎是同样的说法，这就是心本身所具有的"明几"。《船山遗书》曾抨击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为"孤明"，意谓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和意的参与。这种批评是否中肯这里且
● 过去我赞同黑格尔的人性恶的学说是受到《费尔巴哈论》的影响。这篇哲学名著是我一直爱读的，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却难以苟同。我不能同意它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恶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大意）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发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学说，往往是出于为人类幸福作出贡献的善良动机。
不讨论。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良心渗透到治学中去。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就是一例。而陈寅恪本人则更多的具有这种精 神。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青年时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还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 的。
本书自过去的文章撷取的片断，就时间来说，从一九四〇到一九九〇年，已跨越半个世纪。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境遇，也由于疏怠，我没有把想写的都写下来。年轻时，我喜欢过一位如今似乎永沉忘川再也不被人提起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他曾被责为阴冷、灰暗、病态。我以为这不是误会就是曲解。我但愿有机会能为他的《红笑》、《往星中》、《大学教授》、《狗的跳舞》这些为我的年青心灵拥有过的作品说几句话。我也喜欢过英国的费尔丁。他不像狄更司那样多产，那样获得读者的爱戴。他的作品少，读者也少。但如果把他的《约瑟.安德路传》和狄更司的《匹克威克外传》放在一起要我选择，我会更偏向前者。费尔丁在书的扉页上书明"拟堂吉诃德"，如果不是他亲自写下这句话，别人是很难察觉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的。狄更司的书我也爱读，他不但有才气，还有一颗仁慈的心。可是他的匹克威克太像亚当了。我可以举出这两部书有着像家族血缘所形成的那种类似的地方。自然，至今仍使我倾心的是本书中或多或少涉及过的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虽然后面这位作者在他本国或国外已经被人越来越淡忘了，然而我一想到他，仍旧感到温暖。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在我度过漫长艰难的岁月中给我以勇气。我不能一一列举我喜爱的外国作家的名字。但如果我不提一提司汤达，我会感到负疚的。这位赋有非凡才禀的作家，在他生前没没无闻，他预告一百年后会被人们理解。果然本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作品像旋风般地风靡世界。可是令人感叹的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左右作家艺术命运的升降。不久，他在光芒四射之后，又隐没在黑暗中了。我愿意说，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当时不懂得他而对他采取漠视态度的雨果。我不禁反问自己：为什么今天的读者很多人读雨果的书而不知道有个司汤达呢?（正如在白朗底姐妹中选取了夏洛特的《简爱》而将艾密莱的《呼啸山庄》弃置不顾。）是我抱残守阙，还是艺术感觉渐渐迟钝或者变异了?我不能回答，由将来去判断吧。在这里，我唤起青年时代的记忆，让那些曾经使我迷醉的艺术精灵在眼前再生。我早就由文学转入另一个领域，已经长久不谈，以后恐怕也不一定有机会谈到他们了。不管时间的无情浪潮使他们会有怎样的升降浮沉，我是不会忘记他们 的。
这篇序是我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写的。这地方名叫白藤湖，距离斗门县府所在的井岸镇有数里之遥。它正在开发为一个旅游点，目前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处所。我在这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已快三个月了，虽然寂寞，但我很喜欢这片幽静土地的美丽风光。我的窗外可以看到平静的湖水映照着蓝天上缓缓游动的白色云朵，永远是那样安详和恬静，即使微风徐徐拂过湖面，吹起细细的波纹悠然荡漾着的时候，也给人带来了一片和平，使我去掉浮嚣，在大自然中变得像它一样宁 静……
一九九二年二月记于烟雨濛濛的白藤湖
《思辨随笔》序
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简》是本书的初版本，这个本子收入短文一百五十三篇，共十五万字。出版不久，即告售罄，一直没有重印。两年前香港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港版本，书名改为《思辨发微》。今年台湾又以港版本为底本，出版了台湾版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本子《思辨随笔》是重新编定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文字经过了修改，篇幅也作了大幅度调整。由最初的一百五十三篇，增至二百二十九篇，其中删去了原初版本和港台本的数十篇，字数则达二十五万
言。
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倘从一九四零年写的《金圣叹示释弓》、《文章繁简》等算起，截至一九九三年止，前后已有五十三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事沧桑，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其中原委决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尽其底蕴，只有留待他日有了充裕的时间再来追
述。
编纂本书的宗旨和体例，在初版本跋和港台本序中已详，现不赘述，读者自可参阅本书的附录。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关于修改旧作问题。我过去是不赞成对旧作加以修订的，近来却有了一些不同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情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向之诀别的。掩饰这些早年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思想痕迹固然不对，但也没有必要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加以珍惜。不管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思想史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保存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本来面目，而不容加以掩饰或更易。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更好一些的东西奉献出
来。
过去我谈到删改旧作问题时，曾按照习惯见解引章太炎为例，这也不大公正。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欢作过苛之论。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也希望自己每一论点都能贯彻始终，永远正确，无奈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我却一再蹉跌，有过犹豫，有过徬徨，也走过弯路。不过，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中窥见，中国学人纵使历经劫难，处于困境，也还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在扎、反思、探索……他们并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随波逐
流。
本书收入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八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了方法论的热潮。那时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援用自然科学方法最为突出，有人甚至用系统论等来直接剖析历史，号称新义。自命富有开创意义的新观点、新方法，一时蔚然成风，形成一股似乎势不可挡的滚滚潮流。对于这股趋新猎奇之风，我开始在钦羡中多少有些茫然，继之是惶惑，终于对它进行了较为冷静的思考。当时的一些想法就写进收入本书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和《各领风骚三五天》等文之中。"五四"时期胡适曾批评中国学术界是"目的热方法盲"，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主要就是指方法论。胡适本人在治学上也是吸取了本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室精神。这几年我越来越对大陆上那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著发生疑问。这倒不是受到海外批判科学主义的影响，而是感到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很不一样，因此也就很难以前者去解释后者的各种现象。其实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倘要通过实验去揭示某种规律，也需要排除干扰，在纯净的状态中进行，那么怎么可以将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到性质迥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呢?近读《十力语要》，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毀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
神"。
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词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痴、嗔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道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入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俱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狃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
人。
这篇序言是在上海罕见的炎夏中写就。我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从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吃力。现在全书即将问世，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奉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给予我只有母亲所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几位亲人，我不能想象，我将活得多么凄苦……如今她离开这个世间已八年了，她始终安息在我的心中。十年浩劫后，我曾在一篇短文《女性赞》中涉及到她，这篇短文收在本集中，作为我对她的默默的纪
念。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写于炎夏时的清园
邂逅草书话 近日整理日记、旧稿，清出了三篇书话，其写作年代相距约一个甲子，但三篇所谈内容竟十分相近。我以为这些文字在当前尚不无现实意义，但这只是一种巧合。现将这三篇书话汇编在一起，题名"邂逅草书话"，取其不期而遇之
意。
二〇〇〇年三月
谈 诙 谐 年轻时读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其中有评王鲁彦作品的一段话："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论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
谐。"
初读这段话不懂是什么意思。再读几遍，有些明白了。所谓"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这是指一种"太冷静了"，"没有心的参与"（即文中说的"无心的人"）的诙谐。今天文艺界正在风行的调侃之类，不是也有些类似么?理想、崇高、道德、真善美……统统滚他妈的旦!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尊重和倾心的东西，让每个人头上都抹上一点粪吧。我以为鲁迅那些话是对这种极端虚无态度的批评。可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变成了托尔斯小，马克思变成了牛克斯，达尔文变成了达我文，克鲁泡特金变成了克鲁屁特金呢?究竟何所据而
云?
日前杨扬来访，他正在编王鲁彦文集。我问他王鲁彦是否曾说过"托尔斯小"一类的话。他回答说，记忆中无此印象。我请他回去帮忙查查看。不久，他打电话来说，在王鲁彦一篇小说《柚子》里果然查到了。这篇小说是写作者和他的友人T君在街上去看杀头，在慌忙中，T君撞倒一个行人。作者就这件事说："撞倒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呢?况且人家的头要被割掉，你们跌一跤又算什么?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血与泪也。'那么我们为要得到在这许多人马中行走的自由，只好请你们出一点血与泪的代价了。"从这段话来看，作者"对专制不平，但又对自由冷笑"是明显
的。
王鲁彦把几个伟大人物的名字更改了，其意若谓：你们不是说托尔斯泰伟大吗?我偏说他"小"，所以叫他托尔斯小。以此类推，"我"者"尔"之反，一字之易，使达尔文心里根本没有了"你"，只剩下一个"我"字。而"牛克斯"乃对马克思之蔑称，"什么马克思牛克斯"在当时早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至于"克鲁屁特金"则更是露骨的詈骂
了。●
摘自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日记
● 本文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后，得梦熊来信，说《鲁迅全集》中已将王鲁彦那些话的出处全部注释明白。当时未查到，现将末一段作了修 订。
《幻洲》记略 八十年代开始，调侃之风盛行，痞子文学兴起，许多人以为这是新近才出现的事。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就有所谓"新流氓主义"了。我曾问过一些在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他们之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桩公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出版了一本小型刊物，名叫《幻洲》。六十四开本，横排，半月一期，每期约两万字上下。编者以亚灵笔名，发表了谈新流氓主义的长篇论文，自第一期至第六期连载了五次（第五期未载）。这自然是一本左派杂志，它反对正人君子，也反对绅士学者。为什么提倡"新流氓主义"呢?作者开宗明义说："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ism（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作者列举了当时一些被他称为"不堪入目的言行"，其中有这样一些议论："提倡中学生读经"、"讲新文学先得研究六朝文"、"内除共产外抗苏俄"、"冒无政府主义招牌当总司令走狗"、"瞎吹共产主义希图骗几片卢布"、"冒圣人之名跪奏废帝复辟"、"追随亡国诗人身旁大吹'诗哲法螺'"、"提倡艺术要民众化却没有找着民众"、"高喊女子解放而自己老婆还是野鸡化"等等。作者举出这些议论后愤愤地骂道："我入他妈的，诸如此类的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才是
国殃民的罪魁。"于是作者号召："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ism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譬如你不赞成我的新流氓主义，你立刻反驳我，打倒我，高喊'反对新流氓主义'；你果有这种精神，我也就乐不可支了!因为这种精神才是新流氓ism信徒的精神！"作者特别辟一章叫《骂人章》，说明为什么要骂的道理："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争斗的开始-
-骂，是有伤道德。"怕骂是因为"被传统观念支配，脑筋上还有'恕道'这个东 西"。
《幻洲》也确实刊载了不少骂人文章，创刊号上裴华女士一马当先，骂刘复说："我要骂他多时了，不骂出来，闷在肚子里实在难过，管他妈的，冒个万死，碰碰刘博士的钉子吧。"她认为刘复用"纸捻装"装订《扬鞭集》是"提倡疑古玄同主张'扔在臭毛厕里去'的线装书"，"唉!洋翰林（你家的放屁逻辑家大白称你的）而复古，岂不怪哉!装订虽是小事，但照'因小而见其大'的定律算起来，刘博士复古的嫌疑是证实了"。这一期还有养慎骂张伯苓校长"为学生看（性史）而整饬学风"的；泼皮骂陈望道因演讲男女平等而没有提经济独立是"冒牌的运动家"，是"丑表功"的。下面一期，有盯梢响应裴华女士，由刘复骂到《志摩的诗》，再骂到"继之而起"的俞平伯的《忆》和滕固的《迷宫》的。此外还有长虹的《蒋光赤休要臭得意》、泼皮《程艳秋的戏与朱湘的诗》等等。两本《幻洲》骂了这许多人，其声势之猛真使人感到有些所向披靡的样
子。
除骂之外还有"实力"对付的办法。"关于似新而旧，似是而非；怕干脆而爱妥协；爱虚伪而冒真实；已老而假充年少……的一类，我们是预备用实力的争斗制服他们，在没有拿出争斗实力以前，也是先用骂来做导火线。"《幻洲》的骂人文章还有一些是没有点名的，这方面涉及的面就更广
了。
读了《幻洲》，我不禁想现代中国文化中，何以先后出现了新流氓主义和痞子文学?两者之间有何渊源?它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帮会传统有无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流氓气"、"痞子气"，不是新流氓主义或痞子文学所专有的，它的幽灵也常常从其他方面显现出来。可惜没有人去研究这一有关现代中国作家学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素质问题。鲁迅不仅批评了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气，晚年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里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某种类型人物。他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去称呼他们。那时我不懂这称呼是什么意思，也未予探究，但现在却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最近读杜亚泉文章，发现他分析游民文化的特征，颇可以用来说明"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身上的那种"流氓气"与"痞子气"。杜亚泉指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适与贵族同化，穷与游民为伍，遂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这种人有两面性。一面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我觉得这些话正可以用来作为"流氓气"和"痞子气"的最惬恰的解释。八十年代初，我撰写《让酷评的幽灵永不再现》，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酷评不但死灰复燃，且有变本加厉之势。不过这时的酷评已不是造反派的大批判，而是以"进步勇士"的面目出现
了。
摘自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日记
《九尾龟》 我不是老上海，不大清楚上海滩上的流氓活动。我只知道北方有个帮会叫"在家里"，或者是这个"礼" 字。
我在北平育英中学读书的时候，一个绰号叫作"老陕"的地理教员--细长的身材，冬瓜一般光滑的和尚头，陕西口音- -上课常常迟到，来了之后，一定要把他的毡帽翻过来，像脸盆一样摆在课桌上，脱下的手套也一定要放进帽子里面。他除了死背书本以外，常问两个问题："××人口扰（若）干哪……？""××出产怎样哪……？"尾音拖得很长，像念诗一样，但他的奇怪举止并未引起同学的哄笑。我问老同学，才知道"老陕"就是"在家里"，他把手套摆在朝天的帽口里的习惯，原来就是"在家里"应遵守的一种规
矩。
"在家里"虽然也是依势混一口饭吃，但是却没有流氓那样专横跋扈。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会睬你。我真正懂得了流氓的利害是到上海之后的事
了。
一到上海，就有长辈告诫我：如果遇见了歪戴帽子，鼓起眼珠，捋拳掳袖的汉子，就要赶快避开，千万不可和他们争长论短。后来，我的经验逐渐增多，才知道流氓是无孔不入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把你包围，使你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报上的新闻社会版，几乎每天都有这种记载。例如要是看见广告上说："麻将牌每副一元，寄费在内。"你寄了一块钱去，可是收到的却是不值两角钱的纸牌，你上当了，他在背后还会骂你"阿木林掮木梢"，这就是流氓手段之一。插金带银的妇人走在马路上，迎面来了一个陌生人，突然劈拍两声，请她吃了两记耳光，口里还要骂她偷汉，于是抢了银钱首饰扬长而去。这也是流氓手段"装笋头"。大而言之，还有什么"仙人跳"、"放白鸽"等等，举不胜举，小而言之，我们常常可以在马路上见到故意打翻担子求乞的，叫作"放生意"，摆一个象棋摊子和人赌赛骗钱的叫作"翻戏"，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连乞丐都有流氓的骗术；用蜡烛油、煤烟、豆腐、猪血涂在腿上，假作脓血溃烂，你如果不细察决不会怀疑他是假装的。不过，流氓虽然无恶不作，但他们还不会说自己是什么"公理声辩者"，到底还没有流氓文学家的脸皮来得
厚。
你如果一不小心得罪了流氓，那么他们就一定要寻衅报复，办法有软硬两种。硬的有："吃卫生丸"（用手枪狙击）、"开山王斧"（用利斧劈）、"驼石碑"（沉入于河）、"背娘舅"（用绳勒毙）、"借腿"（用木棒打断人腿）、"种荷花"（溺人于河）。这末一项，我有一次在马路上就听见一个人对他的敌手说
过：
"侬勿要神气活现，留心老子种侬的荷 花！"
其实声明要种别人荷花的，未必就真的实行，因为真的要种别人荷花一定不肯预先通知对手的。所以我们在马路上遇见了指手划脚大喊大叫的人尽可放心，遇见了闷声不响胸有成竹的人反到要提防一
二。
至于软的手段有："洒香水"（以镪水浇人头面）、"拍粉"（以生石灰迷人眼睛）、"摆堆老"（以荷叶裹秽向人头上抛掷），前些天报上就登着一位妇女被人"洒香水"的新闻。这些都是上海的特产，北方大概是没有的，只在"九.一八"之后，有一个时期，北平出现了一群洋场恶少，出于私欲用镪水洒在别人的西装上，还说这是为了爱国，可是没有多久，这群"爱国的恶少"也不知去向
了。
"洒香水"是要损伤仇人的脸面，"拍粉"是要迷瞎仇人的眼睛，这些手段我们是可以明白的。最使我觉得特别的是"摆堆老"。据说人头着粪至少要交恶运三年。为什么人头着粪就要交恶运呢?我至今还不明白，流氓寻衅报复的手段，或硬，或软，或阴险，或毒辣；虽然可卑，但是最恶劣的还是"摆堆老"，他老远的站着，手里拿的不是刀枪，却是一包粪便，不等你看清他的面目，他就把手里的东西向你抛来，击中了，虽不会致命，但是要大大吃亏。所以我奉劝大家遇见专爱"摆堆老"的流氓，只有不去理他。"粪帚文人令勇士退避"，你如果去和他们打笔墨官司，是永远打不清
的。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用图画和文字勾画流氓嘴脸的作品似乎还很少。据说清末吴友如画"流氓拆梢"之类是享有盛名的，他主编的《点石斋画报》就勾画出了不少流氓的嘴脸，可是我连后来翻印的《吴友如墨宝》都没有见到。不过我以为许晓霞、汪仲贤在《社会日报》上合作的《上海俗语图说》是聊备一格的。也许《上海俗语图说》不及《吴友如墨宝》那样古雅，可是内容却复杂得多了，光是与流氓有关的图画就不下百余幅，占全书的一大半，其中所画的流氓骗术有些在吴友如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出现
呢。
几乎与吴友如同时出现了一本描写流氓的小说，这就是《九尾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可以算现在流氓的鼻祖了。据苕狂在《九尾龟》一文中 说：
本书主人公，夫人而知是章秋谷，也夫人而知是著者自况；可是在相貌方面，未免写得不忠实一些，凡与著者认识的，都觉得这笔下产生的章秋谷，要比张春帆本人漂亮多
了。
章秋谷是"胸罗星斗，倚马万言"的才子，才子不但要有"海阔天空，山高月朗"的胸襟，"蛟龙得雨，鹰隼盘空"的意气，并且还一定得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否则佳人不会垂怜。可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是不容易到手的，只好以妓女来代替了。这风气在当时很盛行，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仍旧没有革除干净。新文艺运动健将刘半农被《新青年》编辑请到北京之后，几乎有一年多，仍有上海带来的"红袖添香夜读书"想法，后来好容易才给《新青年》同仁骂掉
了。
章秋谷是地主的子弟，家里很有几个钱，所以才能够作着才子佳人的美梦。现在的才子是没有那样幸运了，经济上就远远比不上。因此漂亮的阔小姐偏偏垂爱卖文为活的穷学生一类的"新才子佳人"小说出现了。以前是才子嫖佳人，现在只好掉过头来，阔小姐怜爱穷学生的事一时成为美谈。倘若不信，请你拜读一下沈天鹤先生"保留电影摄制权"的《江秋白》就可以知道。这些梦想阔小姐的没落才子使人不禁想到《九尾龟》里那个倒霉的牛幼康，他们倒是有些相像
的。
章秋谷虽然有钱，可是他深信"只有妓女负心，不见客人薄幸"。自拟为贾宝玉，把妓女当作林妹妹的呆头呆脑的痴想，他是没有了。他渐渐知道了制服妓女的方法，懂得了占便宜的门槛，因此他就成了流氓才子。"摆堆老"的流氓可能被捉去坐牢，"种荷花"的流氓可能捉去偿命，唯有流氓才子深通法律，他们欺压的是弱小，所以永远可以无往而不利。而且章秋谷还会运用"扬之可以使上天，抑之可以使入地"这种中国祖传的秘方，要别人帮助就主张互助论，要占别人便宜就主张生存竞争，要别人退让就主张托尔斯泰主
义……
流氓吊膀子，章秋谷要打散，以为："引诱良家妇女真是死有余辜！"（四十八回）可是他自己却用尽心机，买通内线，作好圈套来勾引良家妇女，对方不答应，他居然还会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痰来。（一百十一回）其实所有的流氓才子差不多都会这一手，例如在强词夺理的时候，也会挤出一二滴眼泪来，仿佛他的赤诚可以感动天地似的。可是我却非常讨厌这种咯血含泪的批评。……（下
略）
附注：本篇摘自1941年孤岛时期出版的《万人小说》，篇名为《<九尾龟〉中的男性》。当时作者用的笔名是禹 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