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无梦楼随笔》序
本书是根据中晓遗留下来的札记由友人编选而成。这些札记用毛笔或钢笔写在一些零碎的纸张上。中晓生前将它们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三个本子，分别题以集名，因为作于他自号的"无梦楼"，选编者总称之为《无梦楼随笔》。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两 年。
一九五五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妻子张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当时我听了朋友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不大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在当时的处境下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在重复这些说法。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叱。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只有一位还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声张好。我把信搁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好几次发生过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性格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分，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到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真诚的。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 了。
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 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晨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 晶。
当编者把书稿交给我嘱我写序的时候，正是我束装南下的前夕。在几天内，我读了经过整理的书稿，又借来中晓那三本札记。一边读，一边心潮随着起伏、激荡。我还来不及细细消化，借来的书稿和札记都得交还了。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总觉得未能较深体会这些平凡文字的深意。从中我惊讶地发现，经过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痛定思痛，我们在许多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在那些年代里，中晓以旺盛的求知欲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书籍。在哲学方面，除了马恩原著外，主要是康德与黑格尔，他也是黑氏《小逻辑》一书的热心读者。他的札记中有《小逻辑》的大量摘录。札记中凡摘录黑氏著作，使用的都是贺译的名词术语。此外，他为了拓广视野，补足自己的知识不足，还读了不少古书。我发觉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予以特殊的注意，这显然是想要纠正过去用唯物唯心划线，轻视思辨哲学的偏颇。札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来摘录《周易》的文字，可惜很少据以引申出自己的看法。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不会没有想法，但我们不能悬揣。札记中也摘录了不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中的文字。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札记中曾摘录《旧约箴言》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显然就是和他当时处境与心情相关联 的。
以上是我匆匆读了中晓的札记后的一点印象。这本书的不平常处，就在于它的作者没有想到能发表供人阅读。他那隐闭着的心灵沉思，我们从这本选编而成的《无梦楼随笔》中只能窥见一斑。要理解他在饱经患难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即使读了全部原始札记，也仍旧不能轻易揭开那扇隐密的心扉。因为在当时处境下，纵使他在写给自己看的札记中，也还不能直言无隐。札记中也有一些自藏锋芒的隐语，一时是不容易明白它的含意的。札记中也有一些观点是在反思中出现的尚未成型的看法，记下来可能是为了备忘，以待日后进一步思考。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细细体会他所留下的三本札记，就可以按照那些断断续续记下的一鳞半爪的思想轨迹，去探索他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和精神历程。他在历经磨难、艰苦备尝的环境中，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始终怀着一颗在知识中寻求力量的赤子之心。这不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 的。
中晓把他的居处叫做"无梦楼"，《无梦楼随笔》也因此得名。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由香港三联出版的顾准的集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他们的书名有共同之处。后者取名的含意是一目了然的。前者不免有些费人猜测。但中晓既以"无梦"命名，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邦告别的意思 吧。
一九九二年除夕于南粤小镇
《无梦楼随笔》台湾版序 对于这本看来零碎散漫实际却寄意遥深的著作，我觉得纵使只写短短几句话，也需要多读几遍，才能够领悟作者在横逆中所写下的那些故作隐语的文字。这本书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因咯血被允许保外就医至一九六三年间所写下的札记。那时他作为被管制的胡风反革命分子是没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的。因此他在撰写这些札记的时候不得不格外谨慎。后来事实证明，作者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本书编者在他所写的后记中，附有作者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向监管机构所作的《关于三本笔记的检查》。其中说到为了盘问这些札记的事，"当地（曾）将（他）父亲禁闭吊打"。这份《检查》通篇都是为札记进行解释的。作者在《检查》中说写札记的动机是为了留下自己的思想资料，以便"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批评和改造"，显然是托词。作者既然早就知道当时可能遭到的危险，为什么他还要撰写这些札记呢?本书编者在后记中，记述了作者于一九六六年离家时，垂泪向父母和弟弟说道："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今年我三十六岁，光身一条，只有两箱书和十年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凶吉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从这些话来看，作者是十分重视这些札记的。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文史杂抄》小序中也说，他将这些札记汇编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经删
订"。
小序还说"因杂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似乎作者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参入己见。正由于这缘故它被人目为零碎散乱如断烂朝报。我开头也有类似看法，但渐渐我的看法改变了。编者所编选的这一部分，我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作者自己撰写的文字，只是因这些文字经过了自藏锋芒的修饰，一时不容易看出来罢了，但倘细加推考，就不难见其思想轨迹。其中有一些直接针砭时弊的文字，这是容易辨认的。比如第二二节："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
-第六一节："中国人的理论，学术著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
-第七三节："中国人所谓的心术，是一种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时刻毀灭自己。……"-
-第八十节："……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人的本心的话。"- -第一一一节："当世俗的权利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
-第一一二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第一一六节："是像人一样的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的学舌？"等
等。
这些文字可以判定完全出于作者手笔，而不是引自前人的著作。因为只有处于作者那样特定的环境和遭遇，具有作者那种特定的个性、气质、稟赋的人，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其中有许多话，比如第三十九节"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是"文革"后常用的类似说法。但要知道，作者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文革"前，甚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比后来说这话的人至少要早十五年。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作者思想上的敏感，重要的是他具有一颗善于体察人类悲剧的同情心。困难和不幸并没有把这颗心磨硬，使他变得冷酷，相反倒增加了他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同情与洞察力。在陷入胡风冤案前，我们都倾向于激进派，思想偏激，不赞成也不大懂得容忍和宽恕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我们在文章中，有时甚至会滥用嫉恶如仇的激情去叱责对手，一定要把话说得淋漓尽致刻骨镂心才称心意，而没有想一想这些人并非大奸巨憝，他们同样是处在淫威之下。不幸的打击和苦难的折磨，不是令人丧失良知，堕入地狱，就是相反，锻炼人的毅力，使人净化自己的灵魂。作者在许多章节中都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他在第九九节说："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完全错。"据我的印象，这是作者过去很少涉及的思想领域。紧接上面引文，还有这样两行文字："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在如此困顿的逆境中，作者没有被生活所压倒，没有产生丝毫的沮丧情绪，仍然保持着清明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这是令人感动令人惊讶的。饱经忧患使他更以同情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悲剧。作者在第五七节中说："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中，人们的言论的悖理和行为的道德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他们是牺牲者，道德上的失败者。他们干出了最蠢的事。像陷入一场恶梦那样，恐怖疲劳，两眼失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矛盾和不安的。他们的不负责任和不诚实，常常是违反本质的。"读这段话需要仔细体会作者的时代和环境。如果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理解人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由于恐惧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会干出怎样的蠢事，不理解牺牲者、道德失败者的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就不会懂得作者的这些告白。作者曾经赞美"出于自由心情"的"容忍"，却以"幻想统治者恩赐的奴隶道德"这一特定涵义赋予"仁慈"这两个字（见第二五节），如果还后者以应有的意蕴，我们可以说，作者对待由苦难所滋生出来的脆弱人性……是宽恕的，也是仁慈的。我以为这类文字凝聚了作者极其深刻的思想，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篇
章。
从本书一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正经历着极为痛苦的思想探索过程，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可是他在荆棘丛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不久，才三十多岁，还可以工作许多年，就夭折了。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十分赞扬黑格尔哲学，如第一三五节谈到"建立体系的大师"，第一〇九节谈到"圣人虽然不怒，但恨却更合乎人性"，第九八节谈到"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这些说法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影子。作者对康德却往往不无微词。（不知是不是因为仍怀着激进的启蒙心态，对他的不可知论表示不满?）书中第一节谈到"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来改变外在压迫和内在冲动"，列举了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狄德罗、费尔巴哈诸说，但在末尾又加上了"无梦楼按：康德例外，他对这力量本身怀疑"。那么上面那段正文是谁说的呢?对于这段话的正文和按语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两者都可能出于作者的手笔。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作者为了提防检查，事先做好自藏锋芒的修饰。第十四节谈到真理论，在正文后的括弧中说："远处传来了康德的声音：不，只说对了一半，人类对真理是不可知的。"第一六七节是推重康德批判独断主义，作者说康德站在远处。倘细察默省我们就会这样想，随着日月推移，作者将越来越向康德逼近，然而作者早逝，这种推测将始终成为一种推测而
已。
本书编者记述作者在横逆和困顿中好学不倦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为了能看到书报，他常在早上四点钟起床，从绍兴东关坐三个小时的手摇船到绍兴城，在书店，在路边的报栏，站几个钟头阅读，到中午十一时再坐船回家。"作者舍不得用有限的生活费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连内裤都是剪裁已经破烂的外衣补缀而成，可是他回乡后在几年中，购买了一批书价并不便宜的书，有：《历史哲学》、《魏晋玄学论稿》、《哲学史讲演录》、《伦理学》、《罗曼.罗兰文抄》、《松阴讲义》、《汉学商兑》、《薛文清公读书谈》、《朱子语类辑略》、《判断力批判》、《反杜林论》等等，作者并不把学术和思想看成是对立的，认为重学术就会轻思想，像有人所说的"学术出台思想淡化"那样。正由于他勤学苦读，才使他的思想更臻于成熟、深刻。对他来说，学术不但没有淡化思想，相反，却是深化思想的一个必要因
素。
末了我想借用作者一段话来说明近年来议论很多的反思问题。第十八节："又是一种误会，即把哲学性的自我反思与一般理智思考混淆起来了。前者是思考自己，即把自我的全部心灵，作为思考的对象，后者是逻辑分析。"作者所说哲学性的反思和一般理智思考的区别，是许多自称反思的人，也包括一些指摘所谓"九十年代反思"的人所不理解的。他们将两者混为一谈了，但只有懂得其间区别的人，才能理解反思的真正意
义。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
谈孙冶方--《陈修良文集》序 今年十一月六日是修良大姐逝世的周年，尚之准备为母亲编文集，嘱我写序，这是义不容辞的。抗战初，修良大姐在江苏省委领导下负责妇委工作，那时我入党不久，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修良大姐没有直接领导过我，但我在文委时，沙文汉同志是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曾给文委成员上过党课。我和修良大姐相识很迟，八十年代后期才接触多起来。后来她身体不好，长期住院疗养，我每次去看她都谈得很高兴。没有会面她就打电话来，谈谈她的一些想法。对于丑恶的东西，她那种疾恶如仇的态度，就像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那时她患了骨质疏松症，不能下床，仍认真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写回忆录，不能写就口述。我不禁想有多少年届九十还在生病的老人会像她一样?我并不想为修良大姐讳，由于老年人容易失控，她感情冲动时也会说一些过火的话，这一点曾引起有些人非议。但知人论世当取大节，她的鲠直的性格，磊落的态度，毕竟是可贵的品质。难道她不是常常把大家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
么?
修良大姐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同志，她在文章中所谈的多半是自己的革命经历，我对这些事所知有限，我理解得比较多的是那本书《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修良大姐和孙冶方有着深厚的战斗友情。大革命后，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大学习，又一起受到校长米夫所支持的王明、康生的打击和迫害。回国后，修良大姐帮助孙冶方恢复组织关系，还介绍他和洪克平大姐相识。这本书不仅提供了有关孙冶方本人及历史背景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帮助我们进而去认识他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本书所提供的资料简直可以作为史鉴来读。一九二八年初，中大发现了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这一政治案件仅仅是由一句戏言引起的。原来中大江浙籍的同学常到孙冶方处去玩，一次一个同学从那里经过，听见里面讲话都是江浙口音，回来就向人说，他们在开同乡会。中大肃反开始，王明负责学生支部局工作，他对其中某些人怀着派性偏见，竟借这句玩笑话把他们打成托派，虽然后来查明了真相未作反革命处理，但十多年后王明在长江局当书记时，还问一个由上海去汇报工作的同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一个薛萼果（即孙冶方原名）的托派分子现在哪里？"那时在莫斯科军大学习的中国同学也发生了相同的事件。军大也有一些江浙同学要在那里学习的蒋经国请客烧点中国饭菜吃，蒋写了一个纸条回答说"钱未汇到，没有会费"。条子里的"会费"同样是句戏言，不料恰好可以和中大的"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联系起来。这些因戏言而兴大狱的事发生在七十多年前，可是后来的审干肃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五十年代在审查所谓"潘扬反革命"案件时，也因为过去有人在淮阴把奉命联络文化人的扬帆比作孟尝君，开玩笑说："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于是断定扬帆的"反革命组织"有三千人之多（扬帆也是孤岛时期的地下党文委成员之一）。本书中详细记录了"江浙同乡会"案件始末，我想主要是由于这虽然是孙冶方本人的事，但又不限于彼时彼地他一个人。同类的事还在发生，它们并未成为过
去。
修良大姐在本书中重点介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化工作，为被污蔑成"黑线"的三十年代文艺工作平反。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段生活的怀念。这些年代也是令我难忘的岁月。孤岛时期孙冶方是文委书记，副书记是顾准和曹荻秋。我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书中"万"字误印作"凡"）、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我们的小组活动。我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我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带了一点糖果，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我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我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我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我听蒋天佐告诉我，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我反对解散文通的意见并不同意。孙冶方偶尔也参加小组活动，他不苟言笑，但我们并不像怕那个喜欢训斥人的领导一样怕他。他虽然也很严肃，但并不严厉，有了问题，他只是细细地听你说，再慢慢地分析道理。有一次我闹情绪，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还有一次，他去出席戏剧小组，那里有不少刚刚入党的年轻同志。开会了，他讲话刚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在屋里嗅了嗅问："什么味道？"接着把面孔转向那位领导这个小组的同志，叫了声他的名字："你又不洗脚，脚要天天洗的。"他的话一出口，马上引起一阵哄笑，但他没有笑。他自己总是穿得很整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似乎还经过熨斗熨过。后来我从修良大姐这本书中，才知道他当时经济很困难。我觉得修良大姐在书中曾形容他有时会显出一种憨态是颇为传神的。不过当时我们这些刚入党的小青年都很喜欢他，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妈妈"的绰号，这名称一下子就叫开了。我们虽然幼稚，但都懂得他对我们的爱护，尽管他从未向我们公开表露过。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拚命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
没。
孤岛时期的文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修良大姐在这本书里只挑出当时文艺界所发生的一个问题来谈，即歌颂与暴露问题。她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她认为孙冶方提出的观点特别值得重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这个问题竟成为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事情不在这个问题本身，而在它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涉及到对民主原则和民主作风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在于它不会产生异化现象，因而也就不会存在任何黑暗、丑恶、腐败的东西。提出暴露是别有用心的。而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不会产生异化，而是在于它敢于公开揭露那些黑暗、丑恶、腐败的东西，它可以依靠民主的生活、健全的法律、舆论的监督这些自我调节的手段去加以克服，因而暴露是不可少的。修良大姐和孙冶方都坚持后面一种观点。当时文委的领导层中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多人如顾准、王任叔、林淡秋、戴平万、姜椿芳、殷扬等都和孙冶方的看法一致。当时我觉得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连争辩也是不必要的，直到日后我才明白它涉及到的方面确是十分复杂，延安文艺整风，就是由这个问题引发出来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本身的矛盾，表面上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主张揭露它。所以斯大林提出，如果批评的意见只有百分之五是正确的，就应当接受而不应该对批评的人打棍子。甚至他在那本和学术民主精神相悖的批判马尔语言学的著作中，也提出了没有自由讨论任何科学是无法前进的这一论点（可是实际上却从没有实行过）。然而我们这里连公开的说法也是反对揭露内部的黑暗面，反对讽刺的，认为它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就我记忆所及，解放初在一面倒的情况下，当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文艺作品应当用讽刺的火焰把内部黑暗全部烧掉以后，《讲话》才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实际上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让不让人讲话和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原则和民主作风问题，关系到应该不应该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和发扬批判精神的问
题。
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批判精神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以为这本书写得最精辟、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这些方面，并且从这些方面显示了孙冶方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修良大姐所记述的那些事迹，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壮的心路历程。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追求庸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为了真理，他可以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纵使身临危境，也毫无畏惧，而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现在我将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依时间先后转述如
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孙冶方冒着危险提出了"价值论"。（七二至七三
页）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八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鼓励他尽量"放"，以便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他一棍子打死。他不顾好心人的劝告，虽然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旧决定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六八至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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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底，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更引起了人们的担心。有人劝他："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七八
页）。
一九六四年，康生、陈伯达根据孙冶方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七八至八一
页）
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经过了二十年的"反思"，他是有充分信心的。他说："死不足惜，声誉毀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一九七五年形势有所改变，他被释放出狱。当押他回家的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时，他回答："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八四至八七
页）
他回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他目睹许多被指为"右倾翻案风的首从者"也跟着去批邓，心中感到非常忧虑。一次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
吗？"
"文革"后，他快七十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作读书笔记。书中对这段生活的记述，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不能一一枚举，但有几件事，我觉得是不能不提的。一件是他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他通过读书和思考，认识到权力的腐蚀作用。这对他来说是一重大发现。还有一件事：一九七八年六月下旬，他从外地讲学回来，对于"唯上"的学风提出批评。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一九五九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为中国的脊梁。他们是应该载入史册，让人永志不忘的。再有一件：一九七九年九月他经过超声波检查，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修良大姐听人说，这报告是"他用二条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条强坐起来"写成的，这事使修良大姐热泪盈
眶。
动手术后，他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修良大姐特别提到一九八二年，他为影片《天云山传奇》进行申辩这件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小说拍摄的，放映不久就被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上的反映"。当时他对这种无理的指责进行了抗争。他不顾别人要他"别管闲事"的劝告，不顾自己已患绝症的衰弱身体（他写这篇文章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到这场论争中去。他身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精神力量，是来自他的信念，也来自他从三十年代讨论歌颂与暴露问题以来就已形成的观点，这是有坚实基础
的。
我和他孤岛时期分手后一直未见过面，但常常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科学会堂做报
告●，那时我尚未平反，想尽了办法弄到一张入场券，坐在后排远远地望着他，这是我们分手四十年后第一次重逢。次年，我为自己的案子上京申诉，姜椿芳带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作长谈。"十二大"时我们又见了面。大会开幕的那天，趁会前的空隙，我从拥挤的大厅中把《天云山传奇》的作者（也是来参加大会的）找到和他见了面。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去世后，他的助手把他的一本遗著寄给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冶方同志把书放在床边，本想等身体好些亲自签名将书送给你，但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只好由我在书上盖上他的图章，以表他的遗
愿。"
读完修良大姐这本书后真是感慨万千，心情激荡不已。它使我回到孤岛时期刚刚入党的年轻时代。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人里面，自然也包括了直接领导文委的沙文汉同志，
● 本文载入《陈修良文集》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根据自己揣测，将原稿中的"上海科学会堂"改作"上海社会科学院"，这是错误的。当时（一九七八年五月）上海社科院尚未恢复，孙冶方是在南昌路科学会堂作的演
讲。
包括虽与文委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精神上和文委同呼吸共命运的修良大 姐。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
《思辨短简》后记 《思辨短简》是从过去文章中选出的片断，其中也包括若干未发表过的札记。前者在选入时大抵经过一些修改，但只限于文字的增删与润色，在思想内容上未作任何改
动。
这些片断或阐述某一观点，或记述某一学案，均可独立成章。范围涉及思想、人物、历史、哲学、美学、鉴赏、考据、训诂乃至译文校订等。目前书籍中采取这种形式的尚不多，但在以前却是相当普遍的著书方法。我国传统有以笔记体所写的理论文字，如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等。除此以外，前人还往往从浩繁的卷帙中摘出旨要，汇编成集，或名为某某著作精华，或名为某某著作削繁。《思辨短简》虽不敢妄自比附前贤，但删繁就简以便浏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这样做只是希望本书可以较广泛地传播我多年积累下来尚可供读者参考的一些知识性与理论性的文
字。
本书既然经过我以今天的水平进行沙汰，自然不能表现我的思想历程，更无法代表我的思想全貌。我曾经陷入过机械论，发表过片面过激的意见，凡此种种，本书均未采入。因此倘要评价我，则应根据我那些未经删选的文集或文章。不过，差堪告慰的是不管我走过怎样崎岖的道路，我写作时是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的。我有过犹豫和徬徨，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当时对某些文艺观点以至某些政治观点的信念，今天看来，有些是幼稚的理想主义，有些则是近于自欺的愚忱，但当时我却真的相信它们。当它们和实际冲突，在我心中激起剧烈矛盾时，我曾先后有两次濒临思想崩溃的边缘，发生了精神危机。一次在一九五五年隔离时期，一次在"文革"中。这两次都在释放回家后经过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才逐渐恢复。这些可怕的往事，我想留待将来写回忆录时再如实记载下来，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留给后
人。
我曾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对此，虽然我还有较大的差距，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一再蹉跌，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向往和努力。一千多年前，鸠摩罗什作为一个异邦人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梵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
法。
我原拟为本书题名《文史辨》，后经编辑部一位老友提出意见，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取这样的书名，恐怕在推销征订上有问题。他建议取思辨二字。（短简是我拟定的，取其每篇均是短章之意。）我同意了这位朋友的意见。但这里要说一下，虽然有一时期我曾倾倒于黑格尔，但本书取名并不含有推重思辨哲学之意。思辨一词具有某些歧义。中世纪曾有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之名。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五版简编）称，思辨这一词语并非取其现代涵义，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u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较为惬恰。我以思辨两字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的某些意蕴而
已。
这篇后记是我在参加五十三届国际笔会时，住在比利时边境一个小镇兰纳根(Lanaken)的旅舍中偷闲写出的。老实说，我对笔会兴趣不大，当时推辞不掉，才勉强赴会。好在这类会议并不需要天天到会。我十分喜爱兰纳根这个具有欧洲田园风味的小镇。它一直保持着乡间的恬静，绿草成茵。旅舍附近还有一片森林，在葱郁的浓荫中隐现出远方的一座古堡遗迹。住在兰纳根的几天，我早晚都去森林中散步，呼吸着带有潮湿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这篇后记中的一大部分就是在散步中构思，回到旅舍后断断续续写下来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记于兰纳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