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莎剧解读》的校样全部校完了。编者为松要我再写一篇跋，交代序言中没有涉及的问题。我觉得这确有必要，所以再向读者说几句。现在编成的这本书，是我和张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共同工作的一点纪念。我把当时分别译出的莎剧评论，誊抄在两厚册笔记本上，共有四百五十多页，我们对这项工作是抱着一种虔诚认真的态度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敬业精神罢。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思想界批判了厚古薄今，出书的政治要求极为严苛，像这样的著作想要出版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也不会料到"四人帮"粉碎后发生了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变化。我在誊抄这部译稿时，在每一篇题目下都标明了"未刊印"字样，就是为了让后来看到这两本译稿的人，多少可以领会一点当时环境的艰辛和我们心情的寂寞。龚自珍在《纵难送曹生序》中说，在他那时候一些追求真知的人，没有同伴，没有指导，也得不到帮助。他们不去做这些事不会受到督责，当他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寂寞而感到悲哀?会不会由于颓丧而感到气馁?……这几乎是历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不过那时读了龚自珍的这些沉痛的告白，倒反而使我们得到了几分慰 藉。
这两本莎剧评论的译稿，都是由我一人誊抄的。而张可誊抄我的手稿就更多了。我的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以及译稿《文学风格论》等，都是由她誊抄的。几年前，我已将它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手稿室了。我的手稿和笔记由我自己誊抄的也有好几种。去年一位由江西来组稿的编辑，看到我读黑格尔的两本笔记，一定要拿去，最近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两本《莎剧解读》的抄本，等到校印完竣以后，我也准备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手稿室。这并不是由于它们具有什么特别值得保存的价值，而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们在并不良好的环境下，对工作所怀有的那一点愚 忱。
现在出版的《莎剧解读》是手边所保存的全部译稿。其中尚未译完的，如汤姆士.怀特莱的那篇《麦克佩斯与理查三世》，虽是全文的一小部分，也收入书中了。这不仅因为通过它可供读者窥见这篇值得注意的评论的一斑，而且也由于我们想要留下那时期的一点生活痕迹作为纪念。还应说明的是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并不是我们译出的莎剧评论的全部。那时的译稿也有尚未誊抄就已遗失了的。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那篇莫里斯.莫尔根的《论戏剧人物约翰.福斯泰夫》。这篇文章和怀特莱那篇《麦克佩斯与理查三世》堪称双璧，可以说是在莎剧评论中从事人物性格分析的开山之作。它们在英国享有盛誉。当我即将译完莫尔根这篇文章的时候，《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发表了另一位译者的译文。那时我们有一种想法，如果有了别人较好的全文翻译，我们就不必重复，所以我的译文纵然即将完稿，也仍旧停下来不再翻译下去了。这篇译稿虽未誊抄，但我一直保存到我们搬到吴兴路寓所之后。可是，最近当我想要找到它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不过，福斯泰夫这个人物却深深留在我的印象之中。他引起我的兴趣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使我联想到我们文艺作品中的猪八戒。这两个角色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猪八戒像福斯泰夫一样，有个沉甸甸的大肚子，形状丑陋，好吃懒做，撒谎吹牛，贪婪好色。他也常常让自己陷于周围人们的嘲笑、斥责、詈骂、捉弄的尴尬境地，又总是嘻皮笑脸做出一副认输乞怜的样子将自己巧妙地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读者像英国观众喜欢福斯泰夫一样喜欢猪八戒。记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和周围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个为我们童年增添生气带来欢乐的丑陋怪物的。我们在故事中，戏台上，年画里，市场的玩具摊头……随时随地都会发现他的 影，似乎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我在翻译这篇论述福斯泰夫的论文时，童年的记忆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上来，变得越来越活跃，引起了我想写一篇《猪八戒论》的欲望。我想借此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个丑陋的、有着恶习的、品德败坏的角色，竟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乐趣，甚至得到儿童的普遍喜爱?作者凭什么本领化腐朽为神奇，从丑中提炼艺术的魅力，显现人性的弱点，却又用滑稽突梯把辛辣和苦涩变为可笑?……我的这个写作打算后来虽未付诸实现，但一直萦回脑海中的猪八戒形象，却给那段枯燥沉闷的日子带来了不少生趣，使我至今难 忘。
这里还需要说明本书所辑录的俄国作家的评论，系大多取自友人的译文。这就是满涛的有关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译文，辛未艾的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译文，姜椿芳的有关杜勃罗留波夫的译文。在辑录别、车、杜三家的评论时，可能有一两段是出于其他译者手笔。比如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那一小段，看来不像满涛的译笔，可能是选自人民大学所编纂的莎剧评论资料的油印本，由于年代久远，译者是谁已经记不清楚了。至于本书所辑录的赫尔岑的那段文字，也是同样情况。这里顺便说一下，在那些年代里，大学还没有重理轻文，只关心可以迅速、直接收到效益的应用学科，因此文科还是办得比较认真的，文科的资料工作也作得较好。可是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笼罩学界，却形成一种以引证代替论证而不从论据进行论断的空疏学风。今天这种不良风习已逐渐消褪，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赶时髦，喜炫耀，以艰深文浅陋的逐新猎奇的风 习。
那时，我们辑录莎剧评论只是为了供自己查阅，一般性的或参考性不大的不录，虽然重要但容易找到的也不录。比如马克思书中有不少地方涉及莎士比亚。五十年代中期，我在读一九五三年版郭王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时，发现书中涉及莎剧的地方不下十处，有些地方译者加注说明。有些地方由于译者不知道是出于莎剧而没有注明。例如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讲到门纳尼亚斯.阿格列巴（即朱译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的"无稽的寓言"，译者未作注释，我怎么也不懂马克思引用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费了很大力气才查出原来出于莎剧《科利奥兰纳斯》。查明典故，《资本论》的意思也就明白了。我本想根据朱生豪译本将有关字句抄下来，但后来马恩论艺术这类书出版了，这些问题已解决，我就不再去抄录了。但是也有我本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这就是抄录黑格尔《美学》中涉及莎剧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多半是寥寥数语，但往往言简意赅，不乏独到之见。过去我曾写过一篇谈到黑格尔对于莎剧具有某些偏见的短文，收入《思辨随笔》中。其实，总的来说，黑格尔是赞赏莎士比亚的，他对莎剧的分析往往烛隐发微，颇足启迪人的思考。这些地方我在本书序言中只是略加涉及，如果把黑氏《美学》中谈到莎剧的文字全都辑录下来，我想对于读者一定会大有裨益的。但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目前我已无法做这方面的工作 了。
我们出版本书，如前面所说也有我们个人方面的考虑，即作为我们过去生活的一点纪念，本书所附张可早年翻译的《早点前》，就是出于这一意图。张可自一九七九年中风后，思维能力受伤，迄今读写俱废。她的译述除了本书中所收的几篇莎剧评论外，主要就是独幕剧《早点前》。这个译本篇幅很少，既然不能出单行本，也就索性收入到这里了。请读者将它作为阅读莎剧评论之后的一点余兴来读 罢。
最后需说明的是本书每篇译文的"译者附识"都是我写 的。
一九九七年八月尾
自 述学不干时身更贵，
书期供用老弥勤。
--公严先生诗句
我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认真算起来，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放下笔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我只写了几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到一九七九年末平反，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才鼓起勇气记下当时的感受。我并不奢望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发表，只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想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痕迹。这期间我两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两年，正是我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复发了。一天早上醒来，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见了。我对这意外的打击感到恐惧。那时写作是我的惟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将怎么办。在这愁苦的日子里，我的亲人为我去找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我接受了何章岑医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针。由于疗效不大，剩下的一针就停止不打了。当我从消沉中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请求父亲帮助。那时他已八十出头了，早已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极大耐心为我阅读资料，作我口述的笔录。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为我誊写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刚刚有所好转，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发生
了。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黑格尔于一八一八年荣膺柏林大学的讲席，他一登上讲台就在开讲词中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使得几乎已经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发出它的呼声。"（大意）黑格尔说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种内心的宁静，不是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o hme)把"苦闷"(qual)作为能动的本原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平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为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
价。
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一部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我以为不能单单列举"五四"时代那些把学术当成实现某种意图工具的学人，作为维持"救亡压启蒙"这一观点正确性的惟一依据。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思想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纵使当时没有救亡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时期和他们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看作只是一些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冬烘学者，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以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研
究。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
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
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沈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
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含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象难以破除的偏
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昕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竟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
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
附记：本文是应《收获》编者之约，为该刊《人生采访》专栏所写的一篇文章（后我将此文略加增订，作为《清园论学集》的序言）。同时编者按照专栏的惯例，又约请胡晓明撰写作者印象记《一切诚念终当相遇》一并发表。现将这篇文字作为本文附录，刊载于
下。
[附]
一切诚念终当相遇胡晓明 衡山宾馆门前的大广告牌粲然亮起时，我正左顾右盼地穿过面前的车水马龙，然后，绕到高大的吴兴公寓背后。这里有一方草坪，花木宛然。我的心里有一点安静。此时，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了。薄暮中那熟悉的白T恤、白球鞋，越发地鲜明起来。同时，他也很快发现了我，我就会听见他打招呼，那是舒展、响亮、厚实的男中音。--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在这里跟他见面，陪他一起散步，看着身边的楼影消融于温柔的夜，看着脚下的青青草，渐渐发黄，又渐渐转
绿……
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写写业师王元化先生。一提起笔来，却不知为何，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上面这幅图景。我心目中的他，从不是一副青灯苦读的老儒生模样，他的形象总是与春天的青草地，与夜色背景中的白T恤、白球鞋联系在一起，总是不断走动着的同时不断地思索着的样子。他的步子硬朗，且总比一般的散步者更显得有些急促有
力。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先生捧读高文大典、挟册吟哦的时候。虽然，在我为他查找资料时，曾发现他的线装本《十三经》有密密的圈点和批注；虽然，我更知道他有一摞关于黑格尔、莎士比亚，以及关于佛学的读书笔记。我常常想，先生属于那样一种学者：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生活道路的确干扰了他们的学问世界，但是同时，他们又深受其厚赐，因而凝炼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学思风格。当他们回首往事时，他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懊悔，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也充盈着对于他们所纠缠、所执著的时代的复杂的情愫，因为他们知道，这当中有许多其实是不必悔的。恰恰因为他们将其时代生命的体验，一点一滴融入其学问生命之中，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言也切，这正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未能企及的。或许真如吾国先贤老子所云：天道其实并无所谓亏
盈。
我在这篇随笔里，应尽可能地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而不应以陈词滥调去欺瞒先生以及他的读者。就以先生为例罢，他在研治古今文学理论的巅峰时期，忽然停止了，进而扩展到思想史、文化评论。这着人先鞭的举动，吸引了不少青年人。尤其是在今天，"文学评论"的范围，渐已经扩大到一切作品，包括哲学、社会理论、学术思想等等，早已不是旧的"文学"的概念所能容纳的时代。先生的学思历程，尽管没有尽其能事，致其曲折，却也不期然而然地暗合了学科的内在生命。可是，这却也不是先生所能自己左右自己的，甚而不是先生所愿意的，而是他的时代，以及他身上的思想传统之推转运移之力所使然。中国的学问与西方的学问，我以为在一个根本点上有不同。西方学人的终极关怀，可以与他们的现实关怀分开，而中国学人则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其终极关怀与其现实关怀，往往是合而不分的。先生正是此一传统中人。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惜乎今人狃于西学偏见，识此者万无一人。昔人论梁任公先生与中国五十年之时代问题不能绝缘，因而影响其学术成就。独陈寅恪先生深不以为然，为之辩解云：先生"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时代问题绝缘，"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寒柳堂集.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不仅是同情的了解，且更是平正的通
识。
还有一个传统。中国的学问，自孔子开始，就讲究学思并重的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文献功夫与思想功夫并重。先生这两种功夫都很好，他关于《文心雕龙》等的考辨、论析与裁断，在学术界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先生的学问风格，却不能不说是思想功夫第一，文献功夫第二。这样他就常常写得比一般书斋里的学者苦。记得冯芝生对钱宾四先生说：先生著书，乃古人之说大字，自己之见小字。我著书，则自己之见大字，古人之见小字。元化先生也是属于要写大字的人。而且，他处于一个新学说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又绝不受各种走马灯式的新学所诱惑，所以他写得很苦，而且不能成为一个"高产"的学者。但是只要我们想到，有不少高产的学者，却对于时代与生命漠不关心；有不少追逐时尚的学人，却无奈成为时代吸尘器中的灰尘。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尊重他，更发生一份真心的敬意，而不是发自学生的本能的崇
拜。
七十四岁的老人了，先生的心情却不像一个老人。他的思想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条船，不断向前方划进。近年来，他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倡导研究近代学人，表彰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为学者最重要的品格，提出对于"五四"传统与众不同的新见，提出中西文化异质的新见，以及大胆对自己的旧著重新反思，其思想之勇锐，思考之严肃认真，体现了一个古稀老人尤为可贵的思想家品质。想想我们现在的青年，都会成为老人，但我们会不会像他那样拥有一种精进的生命呢?正如他的散步，是绝不会找一个清凉的地方，点上一支烟斗，坐下来摇摇大蒲扇，观赏观赏风景。不，他总得不停地走，他也没有烟斗与大蒲扇。有一次，我有些倦了，有意识落后了几步，瞧着他的背，自己问自己：中国历史上，这号气分的人物，究竟有哪些
呢?
我不来的时候，先生散步常是一个人。师母腿不好，而且步调不一 致。
写先生，不可不写师母张可。清秀的脸盘，清澈的眼神，而又是那一头的银发，俨然大家闺秀。我们在先生面前童言无忌，常常夸先生何等福气，现在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这样气分的女孩子来?有一回与师兄一起帮先生清理柜子，清出一帧师母年轻时的照片，那一瞬间，相觑无言，我们都被镇住
了。
去先生家，师母总是要留饭的。她留饭的方式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如果她不说，就表明你是要在这里吃饭的了，而且往往有好菜。如果她说：没有什么菜，你吃饭不?这是表明她希望你留下来，却因真的没有什么菜而又感到有点不安。为了解除她的不安，我说：有面吃面，有酒喝酒。这时她笑了，开心得反像一个被教师宽宥了的学生。最忘不了我当学生时每个周末到先生家去改善生活。师母总是换着花样，把或烤、或炖、或蒸的鸡、鸭，或鱼、蛋，搛到我的盘子里，然后在一旁惬意地看着我像一个灾区的饥民一样吞咽。还记得当师母站起来为我们分菜时，先生总是不高兴："你不能总这样，人家有人家不吃的权利嘛。"其实，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火车，只要能吃，我还有什么不吃的呢?后来我分到了房子，找机会也做了一桌子菜来酬谢先生师母，却失败地发现，他们二人的胃口加起来不及我的一
半。
师母吴人，先生楚人；师母如吴侬软语，先生如楚骚汉赋。师母是静的，先生是动的。有了师母在边上，显得先生的性格尤为鲜明。先生有时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脾气，师母总是不吭声，那一副眼神，依然平静如常。这时候，我们总是暗地里很欣赏师母的慈慧与品性。我在家里是"母党"，在先生家里，同样被视为"母党"。有时亦引以为
荣。
先生似乎不是那种一团和气的温厚长者。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对他那种惊人的耿直、火热的道义感、不屈不挠的性格，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画家丁聪曾在《读书》杂志上画过一幅先生的头像，突出的正是他的那双眼睛。先生的面相其实很一般，但最有个性的正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像煤炭一样亮，甚至一样灼人。他就是这样久久地注视着所有的人。惟其是这样一种人，所以他敢怒敢言，绝不只说半句话。西方谚语有云：一大早起来就大声骂的人，不会得癌症。先生当然不会无故动肝火，但是他老人家却绝不会把气窝在心里留给自己受用。于是不免有时也得罪人。他亦有他特有的"迂"，有讲"原则"讲得"讨人嫌"的时候。譬如人家好生生拿来一本叫作什么"舌战"的畅销书，请他老人家题个词，他却题了个"以口舌气势胜，不如以道理胜、以人格胜"，这岂不是给人难堪么?他不是个完人。但是正如古人所说："人无癖而不可以交，以其无真气也。"我们看惯了社会上谨言慎行，圆滑世故，举手投足都得其所当的"君子"们，就会觉得先生这样有棱有角的人，自有其可爱之处。我喜欢他的真率，他也大概不把我当作一个世故的人，所以我们还谈得来。所以我对先生说，你老人家的敢怒敢言，主要是缘于个性，用中医的说法，就是个气血的底子旺。用文学一点的说法，就是个血性的汉子，或者说就是个有"真气"的人。我当然不是说他不是出于道义热肠，代表着中国知识人的良知，我如果老是这样赞美先生，先生听多了也会
烦。
人们往往将中国思想中的"浩然之气"理解成一种抽象的概念，朱子却说得十分地合我意："浩然之气只是个血气之气"；"血气助得义心起来。人之血气衰时，义心亦从而衰"（《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先生常说我们"做不来事"。其实，做得来事做不来事，这就是个有气魄无气魄的样子。先生喜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世界上相当多的人并非不想做事，只是不能以"气"、以坦荡荡的人格去"张王"诸如道义、事业等等。于是道义也好，事业也好，永远成了个虚架子。久而久之，由于缺少了"气"的支援，渐渐，整个人就越来越枯竭，人的气质变得馁败、昏浊、颓塌，哀哀戚戚、嗟叹自怜。我们在先生那里得到最受用的，就是这整个儿大气的人格的感染了。先生确是当今极少数"做得来事"的知识人、学者。这方面，我们不能得其万
一。
先生的刚硬拗直，当然与他饱经磨难的人生经验有关。命运的砂石与风雨，磨砺了他经得起摔打的灵魂。这一点，我有直接的感受。记得有一回，我因某事而甚感冤屈，跑到先生那里去诉苦。先生宽慰了我一番，又说此等事体无须怨尤。晚上我又打电话找他诉说，先生在电话中不仅没有安慰而且给予严厉批评。他的批评中有一句话，"灵魂要粗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很受用的一句
话。
了解王元化的人，都说其人虽然脾气大，但对人却是极真诚，极好。先生其实是很近人情的。我毕业求职，他写了十几封推荐信。他主持的答辩会，人们说颇富有人情味。有一次他对我说："有我这样的人对你说些心里话，你将来会觉得很难得的。"忽然间我的心里有一种感动。想起春天里有一次同他一起散步时，我去踩软绵绵的青草，他叫我赶快下来，说："那些草正在长哩。"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先生是
也。
先生的客厅不拒三教九流。从中央的要员，到县城里的文化人；从美国的教授，到大学里的本科生；从著名的作家，到市井的骗子。有一回，他心爱的一幅林风眠的山水画，就被一个骗子说拿去装裱，从此泥牛入海。但是他的客厅依然向每一位来访者敞开。每到圣诞或元旦春节，他那宽大的客厅里鲜花纷呈，贺卡环室，他可以在温暖的煤气炉边，尽情沉浸于各种美好的想念、感谢、祝福的辞语之中，亦可以沏一壶清茶，浮想联翩于北国的雪、江陵的古城、南方的花市、大洋彼岸的钟声，以及北欧的海天一色的明朗。先生的晚年，得此足
矣。
但是，先生真的不寂寞 么?
先生背得好多古诗，尤其是老杜的诗，这着实使我钦佩过好一阵子。但是最使我心动的，还是那天他坐在暮色来临的窗前，吟起那句唐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时，晚风极畅，餐室的窗帘全部撩起，我忽然惊异--大敞的窗户竟是如此绝妙的一巨幅画框!放眼看去，远方可辨处是静安寺，霓虹广告光影流荡，鳞次栉比的万家灯火，傍晚的天空大片大片地挥洒着蔷
或绀青的余辉。先生坐在窗前，似有所 思。
他的乡关在哪 里?
《清园夜读》中有一篇文章记熊十力先生，以亲切的回忆，拈出了十力先生不被人注意的另一面：温厚柔和，平易近人，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弱者的同情。先生近年来多谈待人要宽厚，读书治学要"躁释矜平"。对于学界的意气之争与帮派之习，对于为人的锋芒毕露与小肚鸡肠，深不以为然。我以为这不仅是先生性格气质的某种变化，而且，乃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关乎"文革"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关乎鲁迅以及"五四"的另一面，甚而关乎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中某种走极端、趋激进的一面……。先生已有文章涉及此问题，我们有理由期待着他这方面的思考继续问世。有人以为，思想家的思想应是永远向着一个目标作直线运动，我非常怀疑此说。陈寅恪先生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这几句话，值得看问题过于简单的学者们细
参。
先生近年越来越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一面，尤其是中国艺术中的种种特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修订版序，正是充分体现此一种趣向的典型。在某些问题上，我容或有不同之见，但在关于中国艺术的特美这一点上，我是无保留同意的。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可以有资格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变化。一方面，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学人，他就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就应忠实于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另一方面，只要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那么，一个诚实的学者就不可能不与这种存在，真实地照面，真实地相契。先生的学思历程，既是自己对自己尽心、负责，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真实的呈
示。
先生近年越来越好谈京剧。记得有一天中午稍事休息，突然被他的一个电话惊醒："晓明呀，快打开电视，有好节目！"我揉着惺松的眼，使劲捅了一下遥控板。原来是京剧《赵氏孤儿》正在播出。节目完了，又打电话来问："怎么样?是很好吧?你怎么不说话?到底看了没
有？"
先生对于京剧不仅是一般票友的陶醉，且有一种相当深切的理 解。
"青灯有味是儿时"，先生近年来多谈及小时候的故事。如何与赵如兰等小朋友嬉戏于清华园南院；如何与熊秉明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学去上学，那林子里只有蟋蟀的声音叫破了寂静；熊秉明如何又跌入浅水小池，哭着回家，而他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跟在后面……。如何在父亲的呵斥下出逃，又如何在母亲的弹词吟咏中恬然入睡。读他的那篇《思辨随笔》序，他第一次深情地提到感谢母亲了，字里行间充盈着中国文化中所说的那种"孺慕之
情"。
烟波江上，乡关何处?先生在想什么呢。我发现我和他的心情这时很 近。
先生在窗前有所思。"多美的一幅油画啊。"我 说。
"不，是水墨画。"先生不同意地说了一句。
谈顾准和他的著作两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 这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作者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
量。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的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都作了很少有人作过的探索，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他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形成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党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一九五八年，一次在一九六五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给他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了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
章。
这里顺便说一下，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直到我看了顾准兄弟写的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孙冶方于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我感到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是，我和顾准在一九三九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的时候，尽管困难险阻，我没有能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
事。
一九八九年三月
《顾准传》序● 今年初我患病住院期间，你用了几天功夫将你的书稿读给我听，你写时满含着自己的感情，我也受到感染。当时我答应为你的书写几句话，现在书稿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排了，准备赶在十二月初出版。我答应你写的文字至迟得在二十日以前交卷，这个期限没有几天了。你着急，我更着急。现在得抓紧时间赶写这封信，以代你所要的序
言。
我和顾准相识在一九三九年。那时他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我对他有较多的认识是多年以后的事。最近读了你的书稿使我觉得这种认识还在延续。过去我对他的经历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并不清楚你书中所记叙的那些细节。我只知道他生活坎坷，历经磨难，而并没有料到他的遭遇竟如此悲惨：意外的株连，两次被打成"右派"，三年灾害时期的劳改苦役，由于狱卒的蛮横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饥饿，疾病，家庭的不幸，离婚，妻子的自杀，子女断绝亲情，最后的绝症……种种不幸一
● 这是我用通信的体裁为高建国《顾准传》写的 序。
股脑降在他那毫无防御的头上，好像要让他饮尽人生的苦酒。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 扎着，活下来，而且还不停地读写，直到因癌症去世。这种非凡的毅力可以说是达到了人们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里我想引用克里斯朵夫说过的话："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我们所经受的那些痛苦又算得了什
么！"
你曾向我说过，你要尽量写出顾准的精神面貌。你确实写出来了。这要归功你的勤奋和认真。为写这本传记，你采访了六十多位和顾准有关的人员。凡是在世的你都走访到，一个也不少，包括那些已经出国难得回来的人，也包括那些散在各地行动不便的老人，你都不辞劳苦去采访他们，仔细记录他们的谈话。我还记得四年前，我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冥诞学术研讨会时，你去采访已届高龄双目失明的骆耕漠老人，我也随你同去探望这位久违多年的前辈。骆老曾在顾准最困难时期设法接济他食品。老人的精神好，记性也很好，他的讲述是十分动人的。他说有一次他请顾准到小饭店吃饭，回来时顾准提出要散散步，领他绕一条远路走。他们慢慢走到顾准曾经住过的地方。顾准站住了，对妻子自杀前的故居远远眺望着，这时骆老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散步的原因。还有一次，他要买台灯，却买了一盏双人用的台灯。这时他早已是孤零零一个人住了。最初骆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恍然想起，过去他和妻子汪璧两人的书桌拼在一起，共同使用的双人台灯就是这一种。我不知道你对这类细节是怎样看法?这类细节虽是小事，但感人至深。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将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当我们谈论顾准的为人时，如果在这些细节方面注意不够，表述得不充分，那就会失去对他的精神世界的更深发掘，而这恰恰是我所读到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字所不懂或忽略不顾
的。
你的书里记叙了顾准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他的关系。这也是别人所没有接触过的，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的书做了填空补阙的工作，这很好。顾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居然活了好几年，还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直到癌症去世。这固然基于他本人的品格素质，但与经济所的特定环境也不无关系。从一九五七年起，孙冶方就担任了经济所所长，那里聚集了一批优秀人物。顾准打成右派后就是孙冶方设法邀请他到所里去做研究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被下放经济所。此外所里老一辈的有骆耕漠、林里夫、巫宝三等，年轻的有张纯音、吴敬琏等。这些人皆一时之选。在那个人与人关系变成了狼与狼关系的残酷年代，似乎只有经济所还散发着人间的温暖，这似乎是个奇迹。经济所关心爱护顾准的不止骆耕漠，张纯音也是一个。她不仅接济他食品，送他钱，而且还让跟去干校的女儿咪咪去照顾他。这一老一小后来结成了纯真的友谊，咪咪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给予了顾准很大的慰藉。这是使顾准得以存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像水与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在顾准患癌症的时候，又是骆耕漠四处奔走，利用过去的关系，使顾准住进了医院，而这时他自己也在靠边审查。当一个人自顾不暇的时候，如果不是对朋友的忠诚，谁会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去甘冒不韪呢?但是，顾准的病情仍旧恶化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经济所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去护理，分成三班轮流守在他身边。他临终时，在他病床前值班的是如今已成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他在最后时刻想见见长久没有晤面的子女，子女没有来，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竟然去做子女的工作。这一切都发生在阶级斗争斗红了眼的时候，难道是可能的吗?但这是事实。经历这些事件的人有些还在，他们可以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的正义火焰始终在燃烧。当我知道这些动人的事件以后，我觉得有责任把它们记录下来。前几年有家电视台来采访，要我谈谈顾准，我谈了顾准和经济所的关系，但播放时恰恰这一部分没有了。去问，据说这部分的像带坏了。后来一家电台又来作同样采访，我又把这部分讲述了一遍，可是播放时又没有了。去问，又是这部分的音带坏了。我不懂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凑巧?你在书中把它们记叙下来，我认为是做对了，并因此感到欣
慰。
传记不大适宜过多地去写思想问题，因为理论分析不适合这一体裁。但你的书并不放弃这方面，你对顾准思想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而只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抢过来，忙于给顾准定性，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断言他是什么什么主义，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白白浪费时间，虚掷自己的可贵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等。前几年北京三联寄给我一本《公共论坛》，这本丛刊并不以顾准为标榜，却切切实实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谈得也很深入。我虽然并不认识这些人，但觉得他们倒是理解顾准精神和顾准思想的。你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不应该对你苛求。纵然如此，我认为你书中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而是赞赏你的勤奋和认真。在阐述顾准某一观点时，你将来龙去脉都仔细地考虑到，为此你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你的书对于一般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大有裨益，可以使他们逐渐去领悟顾准的思想。比如顾准书中所谈的古希腊斯巴达精神问题，对于大陆的读者就具有启迪作用。我们一直赞扬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时候我曾读过鲁迅的早期论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令人神往。在原苏联，斯巴达的名字也成为光荣的称号，甚至有的足球队也以他命名。而你根据顾准的论断，阐述了斯巴达如何从集体主义陷入了专制主义，这些地方都作得很好，就是对于今天大陆读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才是踏踏实实的启蒙工作，而不是把启蒙当作空洞的口
号。
关于你这本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末了我要说几句无关宏旨但也想顺便提一提的事。我不大欣赏你为这本书所取的名字，但你似乎特别偏爱，并说书店编辑也选择了它，我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这是风格作风问题，各人各有所好，而不可勉强，大概你爱好带点辣味的东西，而我却很喜欢陆游诗中拈出的"平夷"二
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