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四百多封信是湖北教育出版社以极大毅力和辛劳﹐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所征集到的。这样的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很感谢那些将我的信保存完好﹐并同意把它们交给出版社去刊行的友人。二十多年来﹐我给友人所写的信不止这些﹐估计起来要比这里发表的多三倍以上。我所遗失的信件中﹐有一批是一九四六年秋至一九四八年夏﹐在我离开上海去北平国立铁道管理学院教书期间和张可的通信。我们结婚后﹐曾将这些信装订成册﹐一直保存着﹐可是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时被抄走了。起先单位还有人看到过这些信﹐后来就不知流落何处了。还有一批是我在北平时写给满涛的信﹐也同样不知下落了。失去这些我珍藏的纪念物﹐是我至今觉得遗憾的。
我收到征集的信件后所进行的操作过程是极其琐碎繁复的。首先﹐需将原信复制一份交档案馆保存﹐另一份则由我来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也像整理《九十年代日记》一样﹐不作观点更改﹐信中有涉及某些个人隐私今天尚不宜公开的﹐就作些文字上的整理。好在这些原信已全部交上海档案馆保存﹐可供研究者将来查阅。在全部整理过程中﹐我个人实在无力担当这样繁杂琐细的工作﹐幸得古籍小组吴曼青协助﹐经她与杰申排字印刷公司商定﹐采用流水作业方法﹐收到一些就整理一些﹐无须等待全部稿件定清齐后发排﹐这使我减少了不少麻烦和劳累。这两年来我在这项工作中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比写作一部新著作还要多。所以今天当全书告成之际﹐我特别有一种轻松之感。
这些信中最早的一封写于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当年的《抗战文艺》上﹐最近经一位从事资料搜集的友人复制给我。收入本书的一九四五年通信﹐则是写给当时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吴步鼎的﹐次年他就病故了﹐一直由深爱他的弟弟步鼐将这些信珍藏着﹐历经数十年岁月风霜﹐它们都没有失落。九十年代初﹐步鼐把信交给了我。最近原《文汇读书周报》编辑何倩把它们发表在一本新办的丛刊上﹐她还写了一篇很好的说明文章附在信末。此外﹐本书所收则大多是文革后写给友人的信。在整理这些信件时﹐重读它们﹐真是百感交集。这里有一时的兴奋﹑幼稚的向往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有遭遇到挫折和受到打击后的灰心﹑失望和愤懑……它们把我那时所感所想全都显露出来。自然这些信中还有许多难忘的往事和至今令我怀念不已的友情。不少的友人如今已不在这个世间了﹐但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关爱﹐使我在心情郁闷的苦难岁月中﹐不致沉沦下去﹐而有勇气重新在生活道路上跋涉前进﹐这是我至今难忘的。
最近﹐我读了本杰明·史华慈教授逝世后所留下的论千禧年主义的遗笔。他谈到开始席卷一切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将造成人类精神世界上的空虚。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 Robert E.Lane）教授也同样谈到相似观点﹐认为即将向全球蔓延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将使人间的亲情和友情荡然无存。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深思﹐使我想起过去读过的莱蒙托夫长诗《恶魔》中的两句话﹕
在你所俯视的大地上﹐
没有真正的欢乐﹐也没有真正的痛苦……
初读这些诗句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它曾使我毛骨悚然﹐心想这样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发端于美国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正在向全球泛滥的前景﹐却是一个告诫﹕当时我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是可能发生并变成现实的。
通过这些信﹐我回顾了自己的交往﹐我在早年所结识的友人不管经历了多少漫长的岁月﹐也不管我和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风波﹐我们的友情始终历久不变。可是后来所结识的一些新朋友﹐他们的年龄越来越轻﹐而我们的交往也越来越短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莱恩教授所说的﹐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潮流主宰下﹐亲情和友情会越来越稀薄的缘故。我是一个受过去人文精神浸染的人﹐并不像当今有些人那样把突飞猛进的新科技和新经济所产生的一切﹐全都当作不容置疑的「现代化」美景来加以赞赏。这就使我在一些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为人处世所遵守的准则等等方面与追踪时代潮流的青年朋友有了分歧﹐因而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不可能维持长久。
我曾说﹐我的《九十年代日记》记录了我的反思历程。这本书信集则大多是从文革后七十年代开始﹐跨越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为止。在这二十多年中﹐我的思想是庞杂的﹐有着不少变化。文革刚刚结束后﹐我是轻信的。我固然并不赞成不惜以最坏的想法去猜度别人﹐但是轻信也不好。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于那时的局势感到多么欢欣鼓舞﹐对于所接触的一些人物是怀着多少的信赖﹐仅仅根据立场一致﹐并未深究别人向我宣告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全盘接受下来﹐这种轻信的性格﹐随随便便向人推心置腹的习惯﹐使我多次碰壁﹐直到九十年代反思中我才有所醒悟。
在早期一些书信中也显示出﹐那时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惟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像保卫真理一样﹐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过去我对五四的态度就是如此。八十年代我写了一篇为五四一辩的文章（题名《传统与反传统》）﹐这篇文章有我自己的思考和分析﹐但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如对反传统﹐对激进态度这类问题﹐都以早已盘踞头脑中的既定观念为立论根据。九十年代我进行了反思﹐摆脱了过去连自己也未自觉的思想依傍﹐纠正了以前的偏差﹐又写了一篇对五四再认识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和我过去对待别人一样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反拨。因此我在相反的两种情境下﹐对长期支配人们头脑的既定观念都有所感受。我认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解﹐会比只有单方面感受的人深切一些。这种既定观念是我们思想领域中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们头脑深处﹖人们为什么竟然会不知不觉把它当做真理去捍卫﹐而一定要去扑灭那些敢于向它挑战的人﹖……这些问题迄今并未引起人们关注。我想这本书信集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以我为例」的资料供读者去剖析。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么我觉得两年来我所付出的辛劳将是值得的。
（本文由我口述﹐吴曼青笔录。）
二零零二年十月五日于瑞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