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出版完全在我的打算之外。今年初春，我得到北京友人春瑜的电话，他要陪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张克非教授来沪看我，为的是要向我组稿。我近期写的文章尚不足以编成一本文集，可是，他们仍旧专程到上海来了。见面后，我被克非教授的诚意所打动，这就成了本书编辑出版的动因。
本书以记述叙人物和品评著作述的文字汇编一集，取名为《人和书》。多年前一位编辑朋友向我建议编这样一本书，当年没有编成，没想到这次由于克非教授的敦促，得以实现了。本书是由兰云负责编成的，她所做的工作包括诵读稿件，笔录我的口授以及文字的电脑处理、复制打印等等。我近来由于眼压过高，无法阅读，所以上述工作只得由她一一代劳。这本书由于每篇文字都不长，较长的也不过二、三千字左右。整理时，我尽量想使文字轻快一些，以便于阅读。我不知这一愿望是否做到。
书中有些旧稿是经我重新加以修订的，其中改动最大的一篇是《怀林淡秋》，等于全部重写了。我感到不足的是，我没有在第一辑人物志中将我所真正怀念的人都写下来。《满涛之死》那一篇是从一封书信中摘录下来的。满涛是我的挚友，至今，每一念及，我仍像最初失去他时所感到的那种哀痛。有好几次，我想写一篇纪念文来抒发我的哀思，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成功。也许用文字表达感情需要一定程度的放松和平静罢，过于紧张过于激动的时候，反而会写不好。我想等我写回忆录时，再让他在我的生活中显现吧。我的一生中约有三十多年是和他不可分的。如果不写到他，那么我的生活也将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我想我会把我们之间的友情写好、写准确。
在重写《怀林淡秋》一文时，我也曾想把我另一位兄长般的友人姜椿芳也重写一遍。他是我入党后的第一位领导人。那时我才十八岁，他如一个大哥哥般地关怀我。这种感情，经久不变。五五年我被隔离时，他像淡秋一样，写了长信给张可。直到二十几年之后我们才重新相见。那时"四人帮"尚未被粉碎，他从秦城放出来不久，特地到上海来访友。他到我家来，走上狭窄的三层楼梯，一见到我，就把我抱住放声大哭。此情此景，至今难忘。"四人帮"刚粉碎，我到北京去申诉，他还没有完全平反，领我乘电车、公共汽车一天走访了九处。乘我在北京时，他又设法借了一辆小巴，领我去香山玩，请我吃了一顿极为丰美的晚餐。这是十年浩劫后我的第一次最美好的享受。七九年我一平反，他就约集了所有我在北京认识的人聚餐，约有四、五桌人。他内心充满喜悦，向大家宣布我的平反，为我祝贺。后来我进了他所主持的大百科，为了一些工作方面的问题，有时向他争辩，我的态度不好，他也总像大哥哥般的对我加以容忍。这些往事我怎能不把它们写下来？可是现在请别人笔录来写作，我是这样的不习惯，往往用很大力气，而事倍功半，觉得远不如自己动笔那样顺当。同时，也由于本书即将付梓，所以只能将原来那篇我并不满意的急就文字收入书中了。
我也曾想写一写年轻时教过我的几位师长。虽然打算已久，始终未能实现。其中包括孤岛初期，母亲通过之江大学教务长胡鲁声先生请来的任铭善师。那时我十八岁，任先生也未满三十，刚刚结婚，在之江任讲师。他住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我每周去他家三次。他授我《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他对我要求严格，常责我散漫，我从他那里深获教益。另外还有一位汪公嚴师。我向他问学时他已年逾七十，须发皓然，但精神钁铄。他原是我父亲在清华时的同事。年轻时，他以第一名考入张之洞所办的广雅书院，为书院山长朱一新的高足。他不仅精通国学，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当时父亲向他婉商，蒙他慨允。他授我《文心雕龙》、《楚辞》、《文选》等，使我终身受益。九十年代，我为了要写纪念公嚴师文，曾向汪师二公子复强先生借了汪师自拟年谱并其他资料，但因诸事纷扰，岁月不居，迄未动笔。这也是我深感遗憾的。我只有希望自己在健康尚可的情况下，可以再写一部回忆录，将我要写的人和事写出来，以偿宿愿。
王元化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
